唐代前期，經(jīng)濟強盛，政治開明，文化自也一派繁榮。由于失卻了宗族、鄉(xiāng)黨、賓客之類的社會基礎，俠實現(xiàn)了由集體性向個體性的華麗轉(zhuǎn)身，宋人所編《太平廣記》中《虬髯客》、《昆侖奴》、《聶隱娘》、《紅線》等膾炙人口的名篇記敘了男女劍客之流救人危難的俠義故事，其重然諾、輕財貨、赴人困厄、存亡死生、不矜能、不伐德等道義品行極符合歷代真正的俠者風范，所不同的便是他們不再有“權(quán)行州里，力折公侯”的社會勢力，而是以獨來獨往的瀟灑劍客形象示人。應該說，這些傳奇故事中有其虛構(gòu)的筆墨，但更有寫實的一面，例如俠士許俊從番將沙叱利府第中為韓翊奪還美人柳氏一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其事又見于孟棨《本事詩》，蓋亦實錄矣。”可見紀實的可能性很大，而此類紀實性故事在《太平廣記》中實不止一二。盡管劍俠自古有之，但一直作為俠中不知名的流品而被歷史淹沒，而自中唐以后，劍俠幾已成為“以武犯禁”的 典型，成就了中國俠史的分水嶺，這一新世出的俠型自唐、宋以下無大改變，構(gòu)成了文學想像中的俠的原型，對后世的武俠文學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除了傳奇小說的極大繁榮之外，詠俠詩也成了唐詩這一空前絕后之文學樣式的重要類別，據(jù)統(tǒng)計，《全唐詩》中詠俠詩達到五百多首。命運與情感的近似促成了詩人與俠客間心靈的高度契合，詩人遂將對自身命運的關照和對建功立業(yè)的抱負投射到俠者的身上，并訴諸筆端，從某種意義上促成了俠的形象由具體化向抽象化、象征化的轉(zhuǎn)變，俠的高度的主體意識和張揚的獨立人格為唐代士人深度接受，并使這種人格特質(zhì)向縱深化發(fā)展。豪縱一生的李白直到六十歲還以西漢大俠劇孟自詡：“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即使有詩佛之稱的王維也筆帶俠風：“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shù)鄴下黃須兒。一身轉(zhuǎn)戰(zhàn)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而邊塞詩派的領軍人物高適更是在《邯鄲少年行》中唱出了盛唐詠俠詩的最強音：“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君不見即今交態(tài)薄，黃金用盡還疏索。以茲感嘆辭舊游，更于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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