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早期(戰(zhàn)國)的俠的面目已漸漸清晰，正如錢穆所引《淮南子》中所言，當時的俠有一個專屬的稱謂——任俠，其內涵我們可以從《周禮》中管窺一斑，《周禮·地官·司徒》云：“大司徒之職……以鄉(xiāng)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玄注：“任，信于友道。”賈公彥疏：“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由此可見，任乃朋友之間一種交信的關系，一種友情的精神紐帶，無怪乎“信任”一詞還活在我們如今的口語中。如是觀之，任的內涵乃彼此信任且有共同的是非觀�？梢哉f，任俠代表了古典俠者的原初面貌與精神基調。

　　要而言之，俠從一開始就以兩種面目示人——貴族之俠與平民之俠，但都代表著一種獨特的文化人格的外化，一種無形的精神氣概的踐行，既超越階級的局限，也沒有形式化的禮的約束，有著極高的獨立性，而這些正構成了中國之俠與西方騎士的關鍵差異，使俠這一群體從一開始就帶有迥異于西方文化的中國性。西方中古的騎士必然是貴族，騎士資格的取得須經過一系列繁復的禮儀，包括莊嚴的授爵典禮和各種定期的武藝比試，嚴格的家世背景和繁復的禮制儀式構成了西方騎士這一正式組織的核心特點。相較之下，俠自始即包括了貴族和平民兩種社會成員，且平民的成分漸次高漲，有道是“禮不下庶人”，所以中國俠并沒有發(fā)展出一套禮制的規(guī)約，而更多的是以一種獨特的文化人格的風范和氣概而綿延后世。因此，中國的史籍上充滿了“俠義”、“俠風”、“俠氣”、“俠節(jié)”一類的詞匯，而司馬遷關于俠的描述則為這種獨特的文化人格作了最為精彩的詮釋，并為俠的后世發(fā)展奠定了基調。他在《史記·游俠列傳》中這樣寫道：“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俠的嬗變：游俠與豪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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