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古典俠風在豪俠一代淡化乃至失落的同時，卻深刻地影響了東漢以降的士風，不可不謂俠義精神的強大。例如，“言必行、行必果、諾必誠”的俠義顯然迥異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儒家思想，獨尊儒術的東漢之士竟也極重然諾，奉持俠的倫理準則，范曄在《后漢書》中贊嘆的“忠義重信，崇尚氣節(jié)”的社會風氣正是古典俠風浸染，其中范式言而有信的典故猶能說明此點：“范式字巨卿，山陽鄉(xiāng)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歸鄉(xiāng)里。式謂元伯曰：‘后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jié)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釀酒。’至期，巨卿果至，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盡管只是東漢初年的故事，亦可見其時士人已受古典俠風的深度浸染，以“山陽死友”著稱的范式上承朱家、郭解的遺風，恪守“厚施而薄望”的原則，地方官曾特別上書朝廷以表彰他的行狀，這一事實猶能說明俠的行為在士大夫群體中已被承認為極高的道德準則了，僅此一點亦足以令儒家刮目。

　　無論如何，俠在兩漢一代經(jīng)歷了一個衰落的過程，無怪乎后世艷傳的俠之典范始終圍繞漢初朱家、郭解等人。正如前文所述，多重原因?qū)е铝撕纻b一代的悲劇結(jié)局，文化人格的墮落和扭曲便是其中的關鍵原因。同時，自《漢書》以后，中國正史中便再也沒有“游俠”這一范疇了，正史不立“游俠傳”也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俠的社會功能的弱化乃至瓦解，俠作為社會集團的光輝歲月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場歷史注定的悲劇卻透著強烈的自我救贖意味。因為，從另一種意義上，這可以視作俠的文化人格得以重建與復歸的重大契機，并為俠在后世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基石。死亡，意味著重生。

　　俠的高峰：劍俠與俠的泛化

　　自漢末至隋唐之際，正史上亦可見“豪俠”、“任俠”之記載，這顯然與戰(zhàn)亂有密切關系，尤其是中國北方邊境和胡族相鄰，任俠尚武的風氣自然留存不衰。然而，中國歷史上重文輕武的大趨勢業(yè)已形成，已經(jīng)難以挽回，即使在略顯武化逆轉(zhuǎn)跡象的北朝一代，武裝豪族也更像是日落前的回光返照，逐漸消逝在西天的那一抹殘照中。不過，俠并沒有消亡，他們在看似失去了一切之后卻尋回了最重要的東西，并將以一種新的面目出現(xiàn)在中國的一個鼎盛之世，那便是唐代的劍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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