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革命+戀愛”的敘事模式出現(xiàn)在二､三十年代以蔣光慈､洪靈菲為代表的早期“普羅文學”作品中｡這一敘事模式的出現(xiàn),一方面是受國際上,特別是蘇俄初期“普羅文學”的影響,也體現(xiàn)“五四”時期抒情浪漫文風中“左”傾的痕跡;另一方面,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漲也大大刺激了一些作家創(chuàng)作思維的轉(zhuǎn)變,即作家的內(nèi)心從以“個人”為本位轉(zhuǎn)為對以“集體”為本位的認同,“革命”觀念､“階級”觀念成為想象大眾的首要范疇｡因此,“愛情”這一被“五四”作家視為“個性解放”同義詞的浪漫而崇高的命題,在30年代作家眼中顯然被賦予了全新的內(nèi)涵｡他們將單純追求愛情理解為個人主義價值取向,所以相當一部分作品表露出對耽于情欲而迷失方向(主要指革命方向)的不恥｡反映在具體的敘事作品中,作家們傾力壓縮了愛情敘事的“內(nèi)”空間,而將愛情融入了由政治話語構(gòu)成的“外”空間｡將愛情與政治,愛情敘事與革命敘事融為一體,而且愛情和革命的等級關系出現(xiàn)了一個敘事學意義上的重大變化,意識形態(tài)的外力也給敘事帶來了迥異于以往愛情敘事的美學效果｡

　　與30年代“革命+戀愛”敘事模式不同的是,以后各個時期的文學作品更加強調(diào)“宏大敘事”,強調(diào)階級斗爭,“革命”與“愛情”已經(jīng)不能成為擔當起結(jié)構(gòu)全篇的敘事重任｡但“革命+戀愛”敘事模式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條創(chuàng)作潛規(guī)則或“情結(jié)”,難以擺脫地存在于作家的創(chuàng)作之中,當然,這一條潛流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所充當?shù)臍v史角色大相徑庭｡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傷痕-反思-改革”文學浪潮中,絕大多數(shù)作品皆從當時權(quán)威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視角出發(fā),揭露極左路線給民眾的心理帶來的重大創(chuàng)傷｡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試圖拆解“革命+戀愛”的敘事模式,努力將“愛情”掙脫出“革命沖動”的藩籬｡這類作品雖然數(shù)量龐大,但多是自我重復性的大同小異的控訴之作,其敘事動機也多是在簡單的社會學層面徘徊,而少有深刻探究“文革”緣由､人性失范和精神､情感空洞的力作,更難見強烈訴諸文字符號本身托意隱喻功能的開拓性文本｡文學敘述如何穿透種種遮蔽和迷霧直指歷史與個人生活的真相,這不僅需要時間與文學史的雙重沉淀,更需要作家獨特不凡的思想凝聚和精神能量,閻連科的《堅硬如水》無疑就是這樣一部“深入人性的底邃探究罪惡”､“還原”和揭示存在的種種權(quán)力關系及其沖突,讓敘事解放欲望､以語言狂歡摧毀造作“模式”的“堅硬”力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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