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點理由是錯誤的,因為此論忽視了哲學入門者的基本素質。哲學老經典有一個特征,即寫作方式不但和現(xiàn)代中國人的思維隔膜巨大,而且和現(xiàn)代西方人的隔膜也很巨大。僅舉幾個例子:柏拉圖用對話的形式寫哲學,核心觀點往往曖昧不清,概括起來難度很大;康德的德語晦澀難懂,現(xiàn)在的德國學生閱讀其著作也會參照英譯本,更何況中國人;黑格爾的辯證法式的寫作方式神龍見首不見尾,初學者很容易看迷糊;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體系使用的術語量驚人,光掌握那套特定術語就得死不少腦細胞;海德格爾的哲學語言高度利用德語中的語義關聯(lián),就連以德語為母語的讀者有時候也覺得他是在賣弄(盡管胡、海二人都是二十世紀哲學家)?傊,即使是具有非常高智力的學生,若以這些哲學家的書作為入門起點,也會覺得不適應,更何況我們哲學系學生的平均素質并不是很好(至少相比照金管類學生的平均素質而言)。
第二點理由是錯誤的,是因為:直接以原著為教材進行哲學教學,很可能反而會導致學生無法把握哲學家思想體系的全貌。原因很簡單,這些原著的篇幅往往都很驚人,會超出教學容量的上限,因此讀原著,最后肯定會變成讀原著片段(有教學經驗的同仁都知道,指導學生精讀《純粹理性批判》,業(yè)內是很少有教師能夠教到后半本書的)。因此,要獲得思想家體系的全貌,最好的途徑還是讀哲學史(參看下一條反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經典閱讀對于哲學論文閱讀的片面排斥,也就等于排斥了學生學習論文寫作程序的機會。古典哲學著作的寫作格式往往和現(xiàn)代論文的格式有重大出入。比如,現(xiàn)代論文基本上不鼓勵使用對話形式,而柏拉圖卻是寫哲學對話的高手;現(xiàn)代論文都需要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內用盡量清楚的“公共學術語言”來闡明觀點,而使用自創(chuàng)的哲學術語卻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癖好;現(xiàn)代論文也都要求作者嚴格按照引用規(guī)范(如國際上當下流行的“芝加哥格式”)來做注釋,但維特根斯坦寫書卻幾乎不做注。很顯然,如果片面排斥論文閱讀,學生在開始自己動手寫論文的時候往往會陷入茫然。他們要么會選一個很大的題目(因為他們讀的哲學原著往往研究的都是大題目),要么就會故意使用很晦澀的語言(因為他們讀的那些經典文獻的說話風格已經深深映入了他們的大腦皮層),要么就會在學術規(guī)范上屢屢犯錯(因為他們讀的大量文獻,本來就是形成于現(xiàn)代學術論文寫作規(guī)范形成之前的)。這也就是說,以“閱讀經典為綱”,必將拖累整個哲學系的學術訓練的正規(guī)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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