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真正能把握的是某一種存在的氣息和氛圍，而不是實打?qū)嵉牡乩�。我不管寫什么東西，都必須和那塊土地結(jié)合和融合。比如《四書》，那些成千上萬的教授或知識分子們，他們的命運必須變化、發(fā)生在黃河的邊兒上，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個你能夠讓某一種氣息和某一塊土地發(fā)生密不可分的血脈聯(lián)系的寫作之根。

        南方周末：為什么一定要把別的地方比如“深圳”挪到你的家鄉(xiāng)河南來寫才行？

        閻連科：不管什么樣的故事，也不管有多么神奇，你一定要移植到家鄉(xiāng)的土地上才能寫起來得心應手。多么荒誕，多么不合邏輯，多么不合情感、情理的故事，當你放置在你所熟悉的那塊屬于你的土地上，讓它和那塊土地發(fā)生各種各樣內(nèi)在聯(lián)系的時候，故事的一切也就邏輯了，合理了，完成了。

        南方周末：為什么要用小說直面這三十年？

        閻連科：我以為，今天的中國作家，一定要對三十年來如此復雜的現(xiàn)實、極速的變化，荒誕、豐富的所有，有一個明確的回答，至少也要有所感應。面對中國的現(xiàn)實，你可以暫時沉默和不回應，但是你不能一生都不回答。我們都知道，寫歷史題材“風險”相對小一點，面對現(xiàn)實把握的難度和承擔的風險就會大一點，因為你對現(xiàn)實的認知不知道是否準確和精深，是否能夠得到更多人和更長時間的共鳴，是否在藝術(shù)上更有創(chuàng)造性，這些東西都是非�？简炞骷业摹�

        小說可以寫得小，但為什么不可以寫得大？提倡以一滴水而觀大海，那為什么不可以直接去寫大海？要用一滴水去描述大海，和直接寫大海，這是兩個概念。我們寫中國的三十年和三十年中的人，始終是要用一個人物、角度、村莊或小城、小鎮(zhèn)去映照和描述，那為什么不可以最直接去寫一個大海的中國呢？以小映大，這是我們的傳統(tǒng)，也是我們的審美，但為什么不可以直接面對這三十年甚至說直接去面對這三十年所有的人？三十年，我們這個民族在干什么？人心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凡此種種，我很早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想寫一部“大小說”。希望通過這三十年完成一種“大”小說，當然這個“大”，是要用引號的，大小說不是說的部頭、字數(shù)、全景式和日常說的宏大敘事，而是說意蘊之大，是說一個作家有沒有能力從文化上審視、“審判”我們的民族和國家。

        當然這種審判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你有什么權(quán)力來審判這個？但我想任何人都有這個權(quán)利，即便是一個農(nóng)民、不識字的人都有權(quán)利去審視、審判這個民族和國家——我們指的是文學、文化意義上的審視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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