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的起源和回答都源于知青文學與其他主題文學的絕然不同。這個不同既是它的根本特點，也是它的根本局限，那就是，到現在為止，知青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基本上只有知青，幾乎不存在知青群體之外的寫作者。因此，知青文學從根本上是一種帶著自敘傳性質的回憶錄文學，個體經驗的差異性決定著文學表述的差異性，寫作者并不像一般文學作者那樣秉持一種外在的立場，而是參與其中。知青文學成為作者評價、認識這一特殊歷史事件和個人遭遇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他們重塑人生道路的水泥瀝青。

　　所有知青都以為自己有發(fā)言權，因而所有人都在潛意識中以為自己的描寫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這個執(zhí)著本身在造就許多風格迥異的知青小說同時，也讓作者們固步自封了。但是同時，“上山下鄉(xiāng)”又無疑是一種集體性記憶，不但知識青年有此記憶，他們的朋友、家人也有，甚至是與之毫無直接關系的人，也通過各種渠道灌輸了有關知青的記憶，這不但決定了它的主要寫作方向是對“過去的真實的追述”，甚至它的主要閱讀期待也是如此。因此，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總要在文本和現實中出現錯位的尷尬。

　　無論我們采用多么冷靜和客觀的態(tài)度去看待那段歷史，它也畢竟是一段人的歷史。如果脫離人的(特別是具體的人)情感、思想，上千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xiāng)”也就無非如同非洲大陸角馬的遷徙、候鳥南飛一樣了。王小妮在訪談《首先是自由，然后是詩》中說：“集體記憶中的時間對于某個個人的影響在當時會有限，漸漸，歷史走向會清晰，影響逐漸變得厚重，而個人的時間總會把人困在即時的紛擾困擾中，對人的影響常常至深，可能在短時間里被個人感覺放大和夸張。1966年，在我的上一代人那里可能是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的慘痛重合，所以，它特別地重要。”

　　事實當然是，并不存在一種單一的知青生活，所謂對知青生活的真實追述和描寫，確實應景了拉康所謂的“滑動的能指”，并在滑動中產生了自己的悖謬：任意一部知青小說，當它被主要當做集體記憶時，它就要面對成千上萬個個體記憶的質疑，但當它主要被當做個體記憶時，卻又無力承擔集體記憶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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