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1650)，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順治七年(1650)冬，死于塞北狩獵途中，追封為“清成宗”。

　　兩個月后，于順治八年(1651)二月剝奪多爾袞的封號，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為其平反，恢復睿親王封號，重葺墓地，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tǒng)之業(yè)，厥功最著”。

　　據(jù)史料記載，多爾袞死后，被蘇克薩哈、詹岱告發(fā)多謀逆，慘遭掘墓鞭尸。當時在北京的意大利傳教士衛(wèi)匡國在《韃靼戰(zhàn)紀》中記載稱：“順治帝福臨命令毀掉阿瑪王(多爾袞)華麗的陵墓，他們把尸體挖出來，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腦袋，暴尸示眾，他的雄偉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

　　直到乾隆時期，多爾袞墓才得以重修，暫得安寧;未曾想，僅僅過了150余年，多爾袞墓又遭盜墓，且為家族后人所為，一時轟動京城，眾說紛紜。

　　1931年3月10日，北平《世界日報》以“前清睿親王墓被盜”為題，報道了一起盜墓案，隨后的11日、14日兩天，又作了連續(xù)報道，多爾袞墓被盜案浮出水面。其中，14日的報道對這起特大盜墓案件做了基本事實陳述與案情總結(jié)，相當于給了當時的北平市民的一份官方公告。

　　從多爾袞嫡孫、世襲睿親王(民國已廢除封號)的中銓口供來看，盜掘祖墳、與外人平分墓中珍寶的事實已確鑿無疑。口供中的盜墓時間按公歷推算，應為1931年2月7日上午8時至下午2時，“刨”了足足6個小時，所得金器玉器及財寶確實是不少的。據(jù)報載，4月7日，中銓等案犯被大興縣公署押解至法院，中銓被判處七年有期徒刑。此案告一段落，塵埃落定。

　　但多爾袞家族的墓地并未就此安寧，虎視眈眈的各路盜墓者依舊在等待時機，隨時都會再下手盜掘。以多爾袞為首的睿親王家族墓地，散布于京郊多處，還有多座后來世襲睿親王的王爺墓地，墓中未知珍寶太過誘人，總會有鋌而走險者蠢蠢欲動。

　　果不其然，繼中銓盜案之后不到一年時間，1932年初(舊歷為1931年十二月)在昌平又發(fā)生了一起多爾袞家族墓地盜案。近一年后，1932年12月，這樁盜案才告破獲，案情公之于眾。

　　1932年12月1日，《世界日報》刊載“多爾袞墳墓被掘”的報道，第一次向世人披露此案案情。據(jù)報道內(nèi)容看來，如果不是因為盜墓者群體內(nèi)訌，這樁隱密的盜墓案不知道還要隱匿多久。僅從多爾袞后裔對墓內(nèi)失物的統(tǒng)計來看，金玉財寶的數(shù)量與品質(zhì)都是相當驚人的，甚至于并不亞于中銓盜案中的珍寶。

　　別的姑且不提，單單是提及的“翠玉白菜一顆”，恐怕就是國寶級的 珍寶了，是否與現(xiàn)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翡翠白菜同宗同源，雖不得而知，卻可以想見其隨葬品規(guī)格之高了罷。而“純金五供一堂”，也絕非一般金器可以比擬，從中透露出來的多爾袞家族權(quán)傾朝野之氣焰可見一斑。

　　所謂“五供”由鼎一只、燭臺一對、花觚一對組成;這組器物大多擺放于宗祠廟宇，祭奠先祖，常見于明清陵墓�，F(xiàn)存的明清陵墓中，玉石、銅、錫、瓷、琺瑯等各種材質(zhì)的五供均可見到，但純金制作的還聞所未聞。

　　在親王墓地中使用純金五供隨葬，已然有“僭越”祖制之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無論如何，從多爾袞家族墓地中被盜珍寶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來看，案情都十分重大，可謂國字號大案。

　　然而，這樁轟動一時的盜墓大案，之后竟然再沒有任何音訊，也再沒有相關(guān)報道的下文。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不久北平淪陷，日軍于1940年左右，將位于大興縣的多爾袞墓地拆毀，修建了跑馬場。至此，九王墳僅存紅墻根基和寶頂前三合土拜臺。

　　1954年又因大規(guī)模城市建設需要，將墓地徹底鏟平。從此，世間再無多爾袞墓，多爾袞及其家族墓地也就此消失，那些盜案報道中羅列陳述的種種奇珍異寶及歷史謎團，都只能停留在偶爾翻閱到幾頁舊報紙的后世讀者之追思與想象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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