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單用“美食家”來形容蘇東坡，那還是小看了他。孟子說：“君子遠庖廚。”意思是美食家都要去吃別人做的，自己做，不成。而好吃的人則不同，會吃但是不會做，或者不愿意做，那不是標準的好吃，要說起詩人里的“好吃佬”，那非蘇東坡莫屬了。現(xiàn)在很多人都自詡為“吃貨”，我們這種“吃貨”在蘇先生眼中恐怕還不夠格哩，他熱愛美食，也熱愛廚房，屬于“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寫得文章”新三好男人。他不僅能吃、會吃，還會變著法子創(chuàng)造著吃，現(xiàn)在江南的幾道特色菜，那可都和蘇先生有關。
先來說東坡肉，四月下江南，這道菜可是必點的。江浙菜清淡，不似湘菜辛辣，東坡肉汁多肉嫩、肥而不膩，入口則帶有淡淡的甜味。色好味美，嘴上老說要減肥的我，遇見東坡肉也禁不住多伸了幾筷子。關于東坡肉來源，有很多傳說，但這些傳說，繞不開的就是蘇東坡。
蘇東坡的高超之處在于，他不僅吃，而且可以把吃變成一門藝術。古往今來，愛吃肉的文人騷客數(shù)不勝數(shù)，只是不會將吃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當中，就連詩仙李白，也只寫過“玉盤珍饈直萬錢”這類羞赧的句子。而大名鼎鼎的蘇大學士偏偏愛劍走偏鋒，他的作品里，涉及吃的可不少，有委婉的“正是河豚欲上時”，有直白的“日啖荔枝三百顆”，更有直接教你做菜的。“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這首名為《豬肉頌》的打油詩現(xiàn)在看起來有點雷人，文采和《赤壁賦》相去甚遠，但是完全可以在菜譜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晚年蘇東坡被貶至儋州，就是現(xiàn)在的海南，別看現(xiàn)在是富庶之地，當年可是一片荒蕪。海南當時不產(chǎn)大米，要靠外地運來。“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只雞斗酒定膰吾。”即使是不逢年節(jié)，吃不上米，蘇東坡也欣然于“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酏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仿佛永遠不會出現(xiàn)在蘇東坡的身上，不過，這羹是不是真的好吃就不太清楚了，大居士有時也喜歡夸張。據(jù)說，東坡去世之后，經(jīng)常有人向他兒子討“蜜酒”的秘方。蘇過回應說，家父就制作過一兩次酒，蜜柑酒的味道就像土酥酒，根本不是什么好酒。朋友們喝了蘇東坡在黃州所釀的“蜜酒”，常常鬧腹瀉。
不過，蘇東坡自己也敢嘗啊，作為一名貪吃的人，沒有膽量嘗試新東西可是不合格的。儋州海濱，蠔(牡蠣)甚多，肉味鮮美，東坡食后，詼諧地著文：“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不僅自己敢于嘗試海鮮，還要告訴你們太好吃了，誰都別和我搶。海鮮對于蘇先生來說戰(zhàn)斗力是遠遠不夠的，“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初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蛤蟆緣習俗。”這短短四句話，我已感覺文壇上那個詩人形象突變，老鼠、蝙蝠、蛤蟆他可能都嘗過，簡直是“文壇李時珍”!
蘇東坡仕途不得意卻始終豁達自如，這與“吃”不無關系，若是放在現(xiàn)代，《舌尖上的中國》制片人非他莫屬，畢竟他是一個丟到沙漠也能寫出食譜的男人啊!
買賣文憑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鮮見。比如，現(xiàn)在常見的大學招生指標，在古代便買賣興隆。因為斂財快，這甚至成為朝廷彌補國庫虧空的一種手段。
古代大學畢業(yè)生“包當官”
有人認為大學體制是西方人創(chuàng)造，其實不然。中國古代即有高等學府，只是辦學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興叫“大學”。商時的中國大學叫“太學”;周時叫“國學”，國學是周王辦的，諸侯辦的則叫“泮宮”;西晉時稱“國子學”，北齊易名“國子寺”;隋則改稱“國子監(jiān)”，一直到清末都是這叫法。
真正把大學叫“大學”的，在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當年，中國誕生了第一所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的前身。
與大學不叫“大學”一樣，中國古代的大學生也不稱為“大學生”。以明代稱謂來說，通稱“生員”，在國子監(jiān)讀書的學生叫“監(jiān)生”，學生可享受“助學金”，由國家財政支出，因為是用于學生改善伙食，故稱為“廩膳”。
國子監(jiān)是朝廷的中央宮學，用現(xiàn)代人的話說，它是中國古代的 重點大學，學生比現(xiàn)在博士的水平還高，其學術地位遠勝于今國務院“211工程”中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現(xiàn)在的大學生連個工作都難找，但國子監(jiān)的畢業(yè)生可沒這擔心，不僅包分配工作，很多時候還“包當官”。明代便規(guī)定，“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換句話說，上了國子監(jiān)就能當官，上不了便別想往上爬。
試想，“包當官”的大學誰不想讀?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大概就是這原因吧!
明代的國立重點大學“南大”“北大”
上大學的好處多多，但上大學得憑成績，要考，古今一理。沒有成績，如果有一個不凡的家庭背景，有當大官的老爸、太子黨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是不是沒門了?也不是，但前提條件得有錢——買個入學名額。這便是現(xiàn)在大家常說的“花錢上大學”。
古時的入學名額叫“員”，生員就是這意思，即今“招生指標”。所謂花錢上大學，就是購買到這種招生指標。招生指標并不是每個朝代都買賣的，最瘋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經(jīng)明碼標價，以收取“贊助費”的方式，公開出售招生指標，這種行為叫“官倒”。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雖是布衣出身，無文憑缺學位，但卻很重視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時全國尚未統(tǒng)一，朱元璋便在應天府(今南京市)的集慶路附近開辦了明朝第一所國立重點大學——國子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時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全國統(tǒng)考”(鄉(xiāng)試)。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國子學改稱“國子監(jiān)”。明成祖朱棣奪位后，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兩所國立重點大學，即南京國子監(jiān)(或“南雍”)和“北京國子監(jiān)”(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
國子監(jiān)是古代出“賢人”的地方，現(xiàn)在南京、北京的明國子監(jiān)遺址附近都有“成賢街”就是這原因，招生指標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但是隨著國力下降，中央財政嚴重虧空，朝廷急于搞錢，便開始“教育亂收費”了：凡想上大學、到國子監(jiān)讀書者，不論成績優(yōu)劣，不問家庭出身，“軍民子弟”只要肯出“贊助費”，就發(fā)給“錄取通知書”!有意思的是，明朝時收取的贊助費不要現(xiàn)金，只收當時短缺的糧食或是馬匹等。
“官倒”烏紗帽，在古代中國屢見不鮮，但像明朝這樣“官倒”招生指標的，實在少見，可以說開了中國花錢上大學風氣之先。國子監(jiān)的學生，本來因為出身和入學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舉監(jiān)、貢監(jiān)、蔭監(jiān)、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標可以買賣后，叫法又多了一種 “例監(jiān)”，這是給通過買指標入學學生的專有稱呼。
朱祁鈺首開“納粟納馬”入監(jiān)讀書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現(xiàn)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實施的，竟然是當朝的皇帝、史稱代宗的朱祁鈺。
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繼位前封為郕王。這皇位本來與他一點關系也沒有，因為大哥朱祁鎮(zhèn)御駕親征侵犯北方邊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餡餅砸到朱祁鈺的頭上，當上了“代理皇帝”。但當時邊境戰(zhàn)事遠未結束，軍費開支龐大，中央財政卻入不敷出，搞錢成了朱祁鈺的當務之急!從哪搞錢?臣僚給朱祁鈺開出的妙方之一是，“納粟納馬者入監(jiān)讀書”。這話什么意思?就是給國家多上繳糧食，便能獲得進國子監(jiān)讀書的機會。
這個口子一開，包括重新坐上龍椅的朱祁鎮(zhèn)在內(nèi)，后來的皇帝差不多都學著干過，國庫一沒錢，邊防糧餉一沒著落，地方一鬧饑荒，就會這樣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邊大鬧饑荒，時當?shù)刂髡賳T便上書北京，要賣“南大”的招生指標創(chuàng)收。
行將滅國前一年的 十五年(公元1642年)，朝廷也賣過招生指標。提出這一將國子監(jiān)入學資格商品化建議的，是時擁有進士“學位”、相當于今副處級干部的中書舍人陳龍正。他的上書得到了皇帝、后上吊殉國的朱由檢本人的贊許。 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國當年)，朱由檢干脆讓陳龍正當了“南大”的校長(南京國子監(jiān)丞)。由此，開了中國歷史上大學校長賣招生指標的先例。
明景泰年間進國子監(jiān)需“米八百石”
與現(xiàn)在“私倒”，或者說“暗倒”招生指標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標交易很透明，實行“全國統(tǒng)一價”。那么，當時買個大學上上，要花多少錢?
據(jù)《明史·食貨志二》上的數(shù)據(jù)，要想獲得國子監(jiān)的入學資格，景泰年間(公元1449-1457年) 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間(公元1464-1487年)，則穩(wěn)定在100石米。
上面這價格是有“學籍”的，如果不在乎學籍，只當旁聽生鍍鍍金，或是插班生、肄業(yè)生什么的，可以享受“優(yōu)惠價”。以明英宗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的標準為例，每個指標需繳納20匹馬。
景泰年間的贊助費算是 了，800石米的標準是怎么定下的?原來這是“買方”主動出的價錢。時山東臨清縣，伍銘等幾個在縣學(類似于今縣重點中學或地方�？茖W校)讀書的學生想“專升本”(大概這意思吧)，提出愿意繳納800石米，求進國子監(jiān)讀書的機會。山東省主管官員將此情況上報朝廷后，獲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標準。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贊助費的，還是很少的，所以后來不斷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擴大生源。
二品官員一年俸祿不夠一個“入學指標”
這樣的入學贊助費，在當時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會明白。
明朝亂收費除了教育領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據(jù)《明史·食貨志二》記載，朱祁鈺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當皇帝期間，可以花錢贖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簡單對比便可看出，明朝時花錢上大學，比“撈人”的成本還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標準來算，也要高出40石。
進一步分析，明朝時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現(xiàn)代斤要重，大約1比1.18，這樣一換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現(xiàn)代的14160斤。
以當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價2.50元的行情來算，明朝100石米能賣35400元人民幣;即便以 贊助費800石米來算，也不過28.32萬元人民幣。
表面上看，明朝“花錢上大學”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長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當時正常年景下單季稻1畝地產(chǎn)量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現(xiàn)在，每畝產(chǎn)量已達1500斤，“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則創(chuàng)造了畝產(chǎn)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資標準，相當于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品大員，年俸祿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繳800石贊助費，明朝“省委書記”一年的工資也不夠;如果是100石米，便輕松了，可買5至7個招生指標。
相當于今縣處級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祿是84至90石米，如果繳800石的贊助費，明朝“縣委書記”想花錢讓子女成為國子監(jiān)這所全國重點學府的大學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資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資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對“米百石”的贊助費，想都別想，能念個私塾認幾個字，已是燒高香了。
如同買官賣官不絕一樣，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賣過入學名額和資格。到了清朝，倒賣“招生指標”則成一種制度，書面語言稱為“捐學”，教育亂收費比明朝還厲害!
投稿郵箱：chuanbeiol@163.com 詳情請訪問川北在線：http://dstu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