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考古專家李燦先生對亳州市郊十多座東漢高規(guī)格的漢墓進行搶救式發(fā)掘，出土銀縷玉衣、象牙尺、珍珠、玉器、陶器、銅器多種，此外，還出土了一批漢代字磚，計562塊，約3000漢字，這些漢字承載信息豐富，書寫精美，對研究亳州及渦河流域文化經濟極具價值，是中國文化的奇葩。

    一、 漢字簡化何時始

     《北京唐代古墓發(fā)現簡體字》，《新華網》發(fā)布的這則消息很快被數十家媒體、網站轉載。文章介紹：北京房山2013年6月出土的唐代古墓中，除了發(fā)現雙層壁畫外，出土的墓志中還發(fā)現了簡體字。一些現當代才使用的“經”“銘”“繼”等簡體寫法，墓志中已存在，這些簡體字又有楷書、行書不同的書寫方法，筆畫簡潔。

    漢字簡化究竟始于何時？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亳州元寶坑出土的漢字磚中，有兩塊文字內容一樣，但書寫體例不一樣的字磚，頗耐人尋味。

     一是“會稽曹君”，有點隸味，兼有楷意，厚重典雅。另一個是簡寫的“會稽曹君”，其運筆空靈，“會”的書寫和現在行書一模一樣，“曹”字簡寫，“君”更是“動感十足”，整個書寫行云流水。這說明“簡化字”在東漢已經很流行，并且成熟成型，同時說明兩種書寫民間都存在。

     我們不好揣測書寫者是何種身份，是底層勞動者？亦是監(jiān)工？還是犯了錯誤，罰作勞役的官員？細讀磚字字體文化底蘊濃厚，龍飛鳳舞，狂草痕跡濃郁，不禁讓人浮想聯翩。

     董園村一號墓出土的“謁湯都”，筆劃簡約，瀟灑奔放，是難得的狂草，李燦先生還居此考證出“蘭亭序”作者為王羲之，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平息了書法界多年紛爭。“牛頭也曹”，這塊帶有簡化風格的字磚，顯然是作磚者的詛咒漫罵，發(fā)泄內心的不滿，字體線條流暢，生動活潑。另有一磚，縱向刻寫4個字：“是是是后”。第一個字“是”的書寫，和現在一模一樣，有趣的后兩個“是”的書寫，均是簡寫，比第一個“是”的筆劃均少一至二筆，且靈活變化，傳遞著千年前的信息和文化。

     漢字的發(fā)展演變當中，一直存在著簡化的力量，每一次的簡化，都是漢字的塑身，使之更易書寫、學習、美觀，促進文化的普及和發(fā)展，漢代早已有之。從這個角度說，漢字簡化是實踐需要，而不是理論問題。

    1953年，新中國推行第一次漢字簡化，極大地普及了文化及各種知識，但也受到了一些詬病，認為破壞了漢字的構造之美，有的甚至傷了漢字的原意。

     目前，中國正處于一個歷史性大變革時期，隨著“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的開辦，漢語在全球受到青睞，108個國家、400所孔子學院、2000余所高校開設漢語課程，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外國人學習漢語，但是那些幾十筆畫的漢字，常令外國人頭痛，感覺像“天書”一樣，難以書寫，不利中華文化推廣，從這個視角來看，漢字不但不能恢復繁寫，看來有必要再簡化一些，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民間及網友創(chuàng)造和使用了一些新的簡化漢字，有的很有智慧，很好看，并不突兀，我們要站在前人及現實的肩膀上，繼承、創(chuàng)新和揚棄。

    二、東漢亳州民間的詩歌創(chuàng)作

     曹氏宗族墓中出土的562塊字磚中，有的是感嘆，有的是抒懷，有的發(fā)牢騷，還有的是寫書信。有一塊磚上，作了一首五言詩：人為壁樂作，作壁正獨苦，卻來卻行壁，反是怒皇天。（壁長契）從詩的內容來看，是一個作磚的人發(fā)泄對現實的不滿，句式上是一首成熟的五言詩，且屬有作者姓名。

     五言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在漫長的歷史里，它以民間詩歌的形式藏于草根，東漢末年，文人五言詩才正式登向文壇。

     東漢是詩體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中國文學史告訴我們，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三百篇，分為“風、雅、頌”，詩體以四言為主。秦朝時代短暫，加上焚書坑儒，沒有留下詩歌作品，西漢時期，政府設立了樂府機關，朝野廟堂荒效，到處搜集民歌加以整理，文人詩創(chuàng)作頗為廖落，且主要是四言，五言詩在東、西兩漢不登大雅之堂，樂府機關不收，各種禮儀場合不用，故只能在民間流行。

     東漢時代，四言詩正處于鼎盛時期，曹操的《觀滄�！�、《短歌行》、《龜雖壽》等四言詩，均是中國詩歌方陣里扛鼎之作，燦若晨星，耀人眼目，毛澤東對《觀滄�！方o以極高的評價。與此同時，五言詩也從民間漸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流，文人開始用這種格式創(chuàng)作，雖然沒有 作品載入史冊，但作為主要文學形式走上歷史舞臺，作表作《古詩十九首》。

     曹操宗族墓中出土的五言詩，恰恰印證了五言詩在民間的流行和成熟。同時也印證了亳州在漢代就是一個詩歌創(chuàng)作活躍的地區(qū)�；�于此，不難理解曹操遺留下來的詩歌里四言詩較多，五言詩僅9首。正是有了這些豐厚的文學土壤和群眾基礎，才開創(chuàng)了“建安文學”，才產生了建安七子，獨領一代風騷。

     三、曹憲墓為何在亳州？

    中央電視臺2013年6月6日播出了《東漢曹憲印》，為觀眾解讀曹操宗族墓群背后的故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曹憲墓為何在亳州，仍語焉不詳，觀后心中仍有一個迷團。

     據史書記載，曹操共有7個女兒，大女兒名曹憲，為漢獻帝貴人，據《后漢書獻帝紀》、《三國志》記載，公元213年，曹憲與二妹曹節(jié)、六妹曹華一起入宮服侍漢獻帝，次年被封為貴人，漢獻帝的訂婚聘禮是束帛玄纁五萬匹。

    后來曹操因“玉帶詔”案，處死漢獻帝伏皇后，然后立曹節(jié)為皇后。曹丕稱帝后，漢獻帝被廢為山陽公，曹節(jié)被封為山陽公夫人，公元260年曹節(jié)病死，以漢朝的禮儀，合葬于獻帝的禪陵，謚號獻穆皇后。而曹憲、曹華因史書沒有記載，不知所終。如果不是后來亳州發(fā)現了曹憲墓，她將掩藏在厚重的歷史里，不為人知。

    1970年代，考古學家李燦先生主持發(fā)掘了亳州郊區(qū)的一批漢墓，其中有一座漢墓磚結構，墓內總長13.4米，寬6.42米，高1.82米，有前、中、后三室，墓門東向，南北各有一耳室，有走道相連。當年發(fā)掘時，墓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青銅套印，上面刻有印文，套印為方形獅紐，大獅懷抱小獅，造型別致、典雅，從實物看，應為三印套在一起，上面的印文，大印為“曹憲印信”，中套印文為“曹憲”，遺憾的是最小的一方印未發(fā)現。實物證明，此墓為曹憲墓葬。

    嫁出去的姑娘，怎么又回娘家安葬呢？這并不符合亳州一帶的風俗。也許，以下分析有助于解開人們心中的疑問。

    《三國志》、《后漢書》、《后漢書獻帝紀》記載，曹憲人美志高，一生無子，就是說曹憲是個漂亮且很有思想的人，曹操為鞏固政權，把三個女兒都嫁給漢獻帝，曹憲很可能是有想法的，加上漢獻帝雖為傀儡，對嫁來的曹家三姐妹卻是當賊來防，把她們看成是曹操的臥底，因此冷淡是少不了的，可以猜想，曹憲及姐妹在漢獻帝那兒過得并不快樂，這一點曹操本人恐怕也是清楚的，當曹憲在夫家感覺抑悶、憋氣，便回娘家長住。亳州至今仍有這一風俗。

    漢亡魏立后，劉協禪讓皇位，漢獻帝遣散自己的皇宮嬪妃時，曹憲趁機提出回娘家，并終老亳州故里。

    曹操是個“改革”者，他眼里沒有陳規(guī)陋俗，史載操“逢流俗必破之”，作為一世梟雄，他深知三個女兒的不幸福，尤其是有獨立思考的曹憲，而曹操猶是一個愛才如命的人，他發(fā)布的“求賢令”，他對待蔡文姬的態(tài)度均證明這一點，有才華有思想的曹憲可能是他的心結，對曹憲破例安排家人接回娘家，也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答案。

    曹憲為何葬在亳州，我們期望在厚厚的歷史里繼續(xù)尋找證據，支撐上述觀點。

    四、東漢時代亳州的釀酒、飲酒與禁酒

    被譽為“酒中牡丹”的古井貢酒，其前身是曹操獻給漢獻帝的“九醞春酒”，《后漢書》記載，建安六年（公元196年），曹操向漢獻帝獻“九醞春酒法”，這說明，當時亳州地區(qū)的釀酒已是華夏一流水平。

     酒是農業(yè)和工業(yè)發(fā)達的標志，釀酒業(yè)背后代表的是物質生產和消費的興盛。曹操所處時代，正是戰(zhàn)亂、饑荒年代，曹操曾下令禁酒，仍有酒喝，印證了渦河流域農業(yè)的豐收。同時也說明亳州地區(qū)人們對酒的熱愛，已超出人們的預料。

     董園村一號墓出土的字磚中，有“堯飲枚千鐘”、“祭酒”、“黃？一枚各”等刻字，均與飲酒有關。

     元寶坑一號墓出土的字磚中有“沽酒”及“沽酒各半各”，其中，“沽酒各半各”令人費解，李燦先生認為“各”是一種盛酒的容器，是器物，而另一種觀點是指人，這句話的意思是打酒的錢，兩人均分，各付一半，目前，亳州博物館的講解員，既采用這種介紹方法，聽后感覺漢人很新潮，當時就發(fā)明了“AA制”。

     不論那種觀點，這塊字磚上透露的信息均說明燒磚的勞動者飲酒已很普遍，成為生活的必需品。

     渦河流域具有豐厚釀酒資源和歷史，從蒙城元始第一村發(fā)掘出來的酒器考證，酒當時已用來祭祀，不過，那時的酒是溝通天地、溝通人神之間的媒介。

     中國最早的售酒廣告，也出現在亳州附近，戰(zhàn)國末期，

     韓非子《宋人沽酒》“宋人沽酒，懸?guī)蒙醺?rdquo;，幟，酒旗，相當于現在的廣告，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亳州一帶。

     西漢初，由于秦亡，群雄角逐，戰(zhàn)火連綿，百業(yè)調敝，

   亟待休養(yǎng)生息，所以曾嚴令禁酒，《文獻通考》記載：“三人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四兩”，西漢中后期，釀酒業(yè)逐漸恢復，便遇災荒之年，朝廷仍下詔禁酒，以防浪費糧食。

     到了東漢，釀酒業(yè)開始興盛，且分布廣，飲酒不僅是宴客的需要，而且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飲酒的功能為之一變，酒與政治、文學創(chuàng)造緊密連在一起，誕生了曹操的“煮酒論英雄”，以及《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無不以豪飲作為標志，阮籍用豪飲大醉，婉拒兒女婚事，劉伶外出，常常攜壺酒，命仆人荷鍬跟隨，囑其“死便埋我”，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成為東漢魏晉酒文化上的佳典。

    東漢末年，因天災和戰(zhàn)爭造成糧食短缺，曹操“表制酒禁”，而孔融卻反對禁酒，《后漢書•孔融傳》記載，曹操與孔融“頻書爭之”，就是寫信互相展開辯論，孔融寫下了《與曹丞相論酒禁書》等，由于孔融態(tài)度強硬，加上他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最后曹操“以微法奏免融官”，結束了這場辯論。

     五、曹魏時代的中日交往

     歷史上，中國與日本的交往，曹魏應是分界線，之前較少，歷史記錄，廖廖幾筆。司馬遷《史紀》記載，幻想長生不老的秦始皇，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千余人，以及五谷百工等到蓬萊仙境尋找仙藥，據說，蓬萊仙境就是指日本列島，這是中日交流史上最早的美麗神話。班固《漢書》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是正史里第一次記載中國與日本的正式往來，但僅限于中國邊疆地方政府的樂浪郡，并沒有達到西漢首都長安，因此，嚴格來說，不屬于 交往，況且班固依然是根據民間傳說記錄。

     中國正史里，最早給日本立傳的是陳壽的《三國志》，其書詳細記載了倭女王與曹魏7次使者交往的過程，包括禮品、賞賜等。據《三國志倭人傳》，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日本使者難升米要求直接向曹魏明帝“朝獻”，邪馬臺女王是一個擁有30多個倭人屬國的國王，使者來到帶方郡，通過郡守請求去魏都求見魏明帝，魏明帝準許使節(jié)赴魏都，盛禮接見該使團，并于當年十二月頒賜倭女王卑彌呼《詔書》，封其為“親魏倭王”，《詔書》還記載，倭人貢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還有“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魏明帝為顯示大國風范，回賜大量物資，包括絹、刀、錦、鏡、帛等，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個使團，從這一年開始，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止，歷時十年，日本派往曹魏使者5次，曹魏派往日本使者2次，其交往的頻率，遠高于唐朝。倭女王通過加強與魏國的交往，目的在于通過加入中國王朝的冊封體制，取得承認和保護，借以提高自己的權威性，維護對屬國的統治。同時，日本借機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和典章制度以及繅絲及紡織技術�？梢哉f曹魏時代開創(chuàng)了中日外交的先河。

     《倭人傳》記載，卑彌呼即位前，一男性為王，倭國大亂，攻伐歷年，卑彌呼即位后方安定下來。當時日本沒有文字，更沒有用文字記載的史料，所以《三國志倭人傳》是記載日本歷史最早最重要的史書、惟一的典籍，而“倭人傳”記載的倭國大亂，又過于簡略，難免讓人產生疑惑。

     元寶坑一號墓9號字磚，磚的側面縱向刻有兩行6個字，分別為“建寧三”、“四月四”，“建寧”是漢靈帝的年號，“建寧三”應是建寧三年，即公元170年，“四月四”應是四月四日，則是這塊磚坯制作的時間；七十四號文字磚刻有“……有倭人以時盟否”，李燦先生考證，這句刻辭就是當時亳州的口語，和目前的表述差別不大，意思是“倭人結盟了么”？由于前面的字殘缺，僅從這句話推測，似是某人向對方詢問戰(zhàn)亂是否平息，互為戰(zhàn)爭的各方是否結盟？還有一種說法，該字磚亦可能為倭人手跡。字磚的刻詞，從實物的角度，旁證了《倭人傳》記載的倭國大亂歷史，而且推導出，大亂是在卑彌乎派遣難升米來中國前的68年前后。

     曹氏孤堆北一號墓出土的6號字磚刻有“漢子勞獨”，九號字磚刻有“戴子石豪”等人名，與漢人名字不同，據專家考證，應是生活在亳州的日本人。這些人怎么來到亳州，后又去向哪里？希望引起專家學者們的深層次研究。

     六 、黃巾軍起義究竟準備了多少年

     東漢末年，外戚專權，宦官秉政，政治腐敗，邊疆戰(zhàn)事不斷；與之相伴的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生活困苦，各種社會矛盾尖銳。

     從元寶坑一號墓出土的字磚里，可以窺見當時底層人民心中的怨氣和走投無路。

    17號字磚刻有“作苦心丸”

    30號字磚刻寫一首詩：“人謂壁作樂，作壁正獨苦，”卻來卻行壁，反是怒皇天。”

     33號字磚刻寫：“世何等言兮，大兄臨無可食。”34號字磚刻字“當奈何”。21號字磚刻有“牛頭也曹君”，刻寫者仿佛是咒罵。39號字磚刻寫“為將奈何，吾真愁惶”。

     其中32號字磚刻寫“蒼天乃死”，這塊字磚，已被中國博物館作為一級文物調走珍藏。“蒼天乃死”是太平教鼓動民眾造反的口號。

     在民不聊生大背景下，河北人張角創(chuàng)立了“太平道”，張角精通民間巫術，他以行醫(yī)治病為幌子傳教，先是在災情嚴重的冀州，吸收大量徒眾，然后向穎川、南陽一帶拓展，傳教中，太平道的教義不斷豐富，目標、組織、口號、宗教儀式、活動內容等逐漸明晰，并在農民中暗暗傳播“蒼天乃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讖語，鼓動農民造反。

     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個甲子年，史載張角經過10年精心準備，以頭戴黃巾為標志，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雖然歷經10個月戰(zhàn)敗，卻引發(fā)了漢末軍閥割據、三國爭雄近100年的戰(zhàn)亂。

     據《后漢書》記載，“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yǎng)弟子……十余年間，眾徒數十萬”，歷史記載，當時的一些基層官員、豪強也參加到信徒當中。

元寶坑一號墓9號字磚刻有“建寧三”、“四月四”，建寧三年是公元170年，證明一號墓建造時間大體在公元170年4月。從元寶坑32號字磚中透露的信息，說明太平道信徒及傳教活動在公元170年之前已在亳州客觀存在。
 

     張角最初是在河北冀州一帶活動。當初張角帶著他的兩個弟弟張粱、張寶看病行醫(yī)傳教，人員很少，能從河北、河南，進而拓展到安徽的亳州，以當時的交通條件，這樣遠距離、大范圍，沒有一定時間是不可能的，可以分析出，傳道時間應該在公元170年前相當長一段歲月。

     假如從公元170年計算，到黃巾起義爆發(fā)時，已有15年，若按字磚記載推算，黃巾軍起義傳教醞釀應該在15年以上，約在16—20年之間�？磥硎窌�記載的時間，隨著考古實物的發(fā)現，應當改寫。

     一場大規(guī)模的借助宗教的農民起義，居然悄悄醞釀了近20年，當時朝庭競視而不見，任其發(fā)展，他們忙什么呢？就在他們互相傾軋，內斗不止時，源于底層的洶涌暗流竟成滾滾洪濤，最終埋藏了自己。這再次印證了水能載舟，水能覆舟，腐敗就要滅亡的道理。（來源：靜雅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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