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銀行人臉識別系統(tǒng)被攻破 騙子用假人臉盜刷女子銀行賬戶43萬
李紅（化名）萬萬沒想到，詐騙人員從她的交通銀行卡偷走近43萬元，如入無人之境。
要想從交通銀行卡中轉賬，需要用戶在手機銀行App上進行人臉識別，并進行短信驗證。李紅陷入了詐騙分子的圈套，她的手機短信被攔截，手機號被設置了呼叫轉移，令她的驗證碼落入他人手中，且無法接聽銀行的確認電話。
更嚴重的是，“人臉識別”被攻破了。銀行系統(tǒng)后臺顯示，在進行密碼重置和大額轉賬時，“李紅”進行了6次人臉識別比對，均顯示“活檢成功”。
那幾次人臉識別并不是身在北京的李紅本人操作，登錄者的IP地址顯示在臺灣。當李紅本人登錄手機銀行時，卡里的錢已被悉數轉走。她去派出所報案，警察很快認定她遭遇了電信詐騙，并立案偵查。
既然不是本人操作，為何還能“活檢成功”？李紅懷疑交通銀行人臉識別系統(tǒng)的安全性，并以“借記卡糾紛”為由將交通銀行告上法庭，要求賠償。
2022年6月30日，北京市豐臺區(qū)人民法院一審駁回了李紅的全部訴求。她準備繼續(xù)上訴。
每個人只有一張臉，因其不易被仿冒，人臉識別被認為具有較高安全性，近年來被普遍適用于銀行驗證中，用來保障資金安全。但超出普通人認知的是，人臉具有 性的生物識別信息，是敏感個人信息，它 在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下，極易獲得。在如今人臉識別系統(tǒng)并不成熟的情況下，用合成活動人臉騙過審核系統(tǒng)的案例屢見不鮮。
長期關注個人信息保護的專家，都對人臉識別的濫用充滿憂慮。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指出，從制度框架的合理設定來考慮，制造更多風險、獲取更多收益的一方，理應承擔更多的風險與責任，“人臉識別是銀行引進的，其是作為風險制造的參與方，通過這種方式銀行也獲益更多，應該承擔和其所獲收益成比例的風險責任”。
她還指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詐騙手段科技含量更高，銀行應當與時俱進，使其安保技術超過犯罪手段的技術。如果銀行因人臉識別技術存在的漏洞而相應承擔責任，會有助于敦促銀行堵住技術上的安全漏洞，對可能發(fā)生的詐騙犯罪起到預防作用。
被騙42.9萬元
從接通電話那刻起，李紅就陷入“協助破案”的迷局中。那是2021年6月19日上午10：30，電話那頭自稱“北京市公安局戶政科陳杰警官”的人告訴李紅，她的護照此前在哈爾濱涉嫌非法入境，讓她向哈爾濱市公安局報案。對方輕易地報出了李紅身份證號，這令她開始相信電話那頭的“警官”。
李紅被轉接給哈爾濱市公安局的“劉警官”。對方告訴她，她涉嫌“李燕反洗錢案”，并讓她登錄一個網站查看“公文”。李紅用手機登錄對方提供的網站后，發(fā)現在一張藍底的“通緝公告”上，印著自己的身份證照片、身份證號等戶籍信息。
這令她陷入恐慌，因為在她平常的認知中，這些信息只有公安內部的人才能獲得。接下來，她對“警官”的指揮百依百順。按照指示，她從網站下載了“公安防護”軟件和視頻會議軟件“矚目”。
“公安防護”是一款詐騙人員常用的“李鬼”手機軟件，其設計模仿“國家反詐中心”，如果受害者在里面輸入銀行卡和密碼，詐騙人員就可在后臺獲取這些信息。
而“矚目”雖然是普通的視頻會議軟件，但提供共享屏幕功能。在“劉警官”的要求下，李紅通過“矚目”，向對方共享了自己的手機屏幕，令其掌握了她安裝的App種類信息，對方還通過這項功能遠程操控她的手機，令她的手機號設置了呼叫轉移，無法接收短信和電話。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露臉”。對方告訴李紅，為了驗證她是本人操作，她要通過“矚目”開啟會議模式，于是李紅的人臉信息輕易暴露在對方面前。這也成為對方實施詐騙的關鍵一環(huán)。
李紅始終沒能掛斷電話，“劉警官”故意令她與外界隔絕。下午13：46，按照要求，李紅趕到交通銀行北京長辛店支行，開設了一張借記卡。銀行開卡記錄顯示，李紅預留了自己的手機號，并允許借記卡通過“網上銀行、手機銀行、自助設備”三種方式轉賬，也允許這張卡進行境外取現和消費，但在其他功能中，她選擇了“小額免密免簽不開通”。
這意味著，當她進行5萬元以內的轉賬時，仍需要驗證。此外，李紅還設置了轉賬限額，每日只能累計轉賬5萬元。
在辦理借記卡的過程中，交通銀行向李紅發(fā)放《北京市公安局防范電信詐騙安全提示單》。這份提示單中，載明了業(yè)務類型為“開通網銀或手機銀行”，并提示她可能存在有冒充公檢法的人員，以打電話的方式告知她涉及案件，要求她向對方提供的賬號轉賬，或是告 銀密碼。李紅在這份提示單上簽字。
李紅剛剛辦好的借記卡，這張卡就被詐騙人員所掌控了。銀行后臺顯示，當天13：51，即李紅開卡15分鐘后，就有詐騙人員通過人臉識別驗證，重置了李紅的用戶名和密碼，登錄了她的手機銀行。但李紅對此并不知情，她正按照“劉警官”的要求，為了“清查個人財產”，向卡轉入所有積蓄，以及所有能夠貸款獲得的現金。
交易記錄顯示，14：06至14：09，李紅向這張卡轉賬5筆共計25萬元，14：11和14：13，又分兩筆轉入5萬元，此時李紅卡內已有30萬元。短短幾分鐘后，14：20詐騙人員就通過掌握的李紅的手機銀行，將這30萬元轉了出去。此后在14：30，李紅又向卡內匯入12.9萬元，這些錢在14：40被悉數轉出。至此詐騙人員轉走了李紅42.9萬元。
詐騙人員掌握了李紅的“人臉識別+動態(tài)密碼”后，通過修改密碼，登錄了她的手機銀行，此后便如入無人之境，即使李紅設置了每日5萬元轉賬限額，也在詐騙人員登錄后被輕易修改，之后每筆大額轉賬也都通過“人臉識別+動態(tài)密碼”驗證通過。
交通銀行北京長辛店支行在法庭上回應稱，“交易密碼、動態(tài)密碼以及輔助人臉識別的客戶鑒別模式”符合監(jiān)管要求，并且在李紅轉賬過程中，銀行對她進行了風險提示，包括通過運營商向她發(fā)送了短信密碼、短信風險提示，以及在內部系統(tǒng)大數據分析發(fā)現異常后，撥打了李紅的手機，對轉賬人身份及轉賬情況進行核實。
但李紅稱，對于銀行所稱發(fā)送了22條短信密碼及短信風險提示，她只收到了其中的11條，而銀行的來電她并未接到。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她的短信被詐騙人員攔截，電話也呼叫轉移到了詐騙人員的手機上。
銀行提供的通話錄音顯示，在當天14：23，在詐騙人員正將李紅銀行卡中的30萬元轉出時，銀行客服撥通李紅預留的手機號，詢問對方是否是李紅本人、轉賬是否本人操作、收款人信息、與收款人的關系、轉賬的用途等，接電話的人均認可系本人操作，還稱與收款人是朋友關系。
下午16：00，李紅察覺到“劉警官”的反常態(tài)度，她在16：39用自己的手機首次登錄了手機銀行，卻發(fā)現錢已被盜刷，她意識到自己被騙，前往派出所報警，并聯系銀行掛失銀行卡。
銀行出具的通話錄音顯示，當天17：08至17：25，銀行三次撥通李紅預留的手機號，接電話的人起先稱自己是李紅，認可辦理過業(yè)務，否認辦理銀行卡掛失，但后來否認自己是李紅，稱客服“打錯了”。
蹊蹺的“活檢成功”
民警追查到，2021年6月19日在13：51至14：42之間，李紅手機銀行登錄者的IP地址在臺灣，使用的設備是摩托羅拉XT1686，而當時李紅在北京，她的手機型號是小米8。
銀行后臺記錄顯示，李紅的借記卡在6月19日那天共有7次操作涉及人臉識別，均顯示識別成功通過，其中1次為借記卡申請，1次為登錄密碼重置，5次為大額轉賬，除了第一次不涉及活檢，后6次操作“活檢結果”均為成功。
李紅并未親自操作，為何6次“活檢結果”均為成功？李紅的丈夫馬躍（化名）在金融系統(tǒng)工作多年，他成為妻子起訴交通銀行的代理人。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銀行定下的“人臉識別+短信驗證碼”的驗證模式，其本質目的在于確保由用戶本人親自操作轉賬，他妻子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詐騙人員從賬戶中轉走錢，銀行應當承擔保管不力的責任。
“這就好比，本來約定需要我本人去銀行才可以轉賬匯款，現在別人假冒我去銀行，銀行沒有發(fā)現，那么造成的損失不應該由我完全承擔。”他認為，銀行與儲戶之間的關系是債權關系，銀行受騙，不應讓儲戶承擔全部責任。
李紅以“借記卡糾紛”為案由起訴交通銀行后，要求銀行賠償存款損失，但北京市豐臺區(qū)人民法院一審駁回了她的訴求。
法院認為，李紅在42.9萬元被盜過程中“過錯明顯”，交通銀行作為指令付款方，已通過多個登錄密碼、驗證碼、人臉識別的合理方式識別使用人身份，未見存在明顯的錯誤或過失。
馬躍認為，李紅在北京剛辦理了借記卡，緊接著IP地址在臺灣的詐騙人員就能用不同的設備登錄，并頻繁操作大額轉賬，如此異常的操作，銀行本應該識別出轉賬的非儲戶本人。
李紅的遭遇并非孤例。早在2020年10月，浙江的趙女士就遭遇了同樣的騙局，她的經歷曾經被杭州本地媒體報道。趙女士講述，在與假冒警察的犯罪分子視頻時，對方曾要求她做“張嘴”“眨眼”“搖頭”等動作，疑似通過錄像來騙過銀行的人臉識別系統(tǒng)。
聯系上趙女士之后，馬躍又聯系到4名同樣的受騙者，他們6人都遭遇了同樣的詐騙套路，涉案金額超過200萬元。
這6名受害者都為女性，受騙時間最晚的在2021年10月。她們都生活在大都市，具備一定知識水平，多人具備研究生學歷，還有人就是律師。
交通銀行的人臉識別服務商為北京眼神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眼神科技公司”）。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其創(chuàng)始人、董事長兼CEO周軍曾公開表示，其研究的“生物密碼”，令“用戶到哪里密碼就跟隨到哪里”“只有本人可用”。
其官網介紹，眼神科技是業(yè)內較早將指紋識別、人臉識別、虹膜識別等生物識別技術引入金融行業(yè)的AI企業(yè)，在金融行業(yè)，其目前已服務于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yè)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儲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等近150家銀行機構，客戶覆蓋率達80%，實現柜面內外應用、手機銀行、自助銀行、風控管理等金融業(yè)務場景的全面覆蓋。
2020年9月，眼神科技公司宣布中標交通銀行人臉識別項目，向交通銀行全行提供人臉識別產品，“在現金管理、支付結算及賬戶管理等業(yè)務場景中實現人臉活檢及身份識別功能”。
在2021年9月，李紅和其他女性被詐騙報案后，交通銀行曾公告停用過人臉識別。這不久，馬躍就發(fā)現交通銀行手機銀行系統(tǒng)進行了改版升級。但在這年10月，仍有一名受害人的交通銀行賬戶被假人臉攻破。
目前，在交通銀行手機銀行用戶協議中，人臉識別技術提供方仍是眼神科技公司，記者就此事聯系了這家公司，但對方未給予答復。
板子該打在誰身上？
人臉識別系統(tǒng)被攻破，銀行究竟有沒有責任？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郭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李紅一案中，重點正是人臉識別系統(tǒng)被詐騙人員輕易攻破。
郭兵長期關注人臉識別的安全性。他認為，李紅的人臉信息有可能被詐騙人員仿造了，“詐騙人員掌握了她的人臉信息，通過技術手段可以生成動態(tài)的人臉信息”。他說，有一種人臉活化軟件，可分析照片和視頻中的人臉信息，生成一張可供人操控的“假人臉”，來騙過人臉識別軟件。
“我們的人臉識別技術不可能盡善盡美。”他提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人臉識別軟件和破解的活化軟件都在發(fā)展，要謹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事實上，被廣泛應用的人臉識別技術，其破解難度有時簡單得出乎意料。郭兵說，2019年，浙江有幾名小學生用照片破解了居民小區(qū)的快遞柜，輕易取走他人的快遞。而在2021年10月，清華大學的學生團隊，僅用人臉照片就成功解鎖了20款手機。
“人臉的照片太容易獲得了。”郭兵說，如果人臉識別系統(tǒng)用照片就能解鎖，在遍布攝像頭的當下，可能預示著巨大的隱患。
“現在電信詐騙非常猖獗，盜用人臉信息的手段層出不窮，也給銀行的人臉識別系統(tǒng)帶來挑戰(zhàn)。”郭兵說，近期學界也對活化軟件展開了研究，“這都是釜底抽薪的手段”。
他更擔心的是，隨著技術的發(fā)展，犯罪分子可能掌握了照片，就可“活化”出動態(tài)人臉，騙過人臉識別系統(tǒng)。
銀行的防護能力關系到儲戶的資金安全。郭兵認為，應當對銀行的人臉識別系統(tǒng)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立法層面上，對人臉信息的保護正在逐步加強。在李紅被詐騙幾個月后，《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生效，其中突出了作為敏感個人信息的生物識別信息的特別保護，規(guī)定“處理個人敏感信息應該進行更多的告知，包括相應的風險，以及應當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看來，銀行普遍存在變相強迫采集儲戶人臉信息的現象。她說，“至少就我個人的體會，去銀行辦理存款等業(yè)務，人臉識別都是在強制之下弄的，如果不同意采集人臉就辦不了相應業(yè)務。”
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盡管《個人信息保護法》強化了對人臉信息的保護，但這種強化其實只體現于征求同意的環(huán)節(jié)，其他地方和普通個人信息幾乎沒有差別，并沒有在實質上抬高法律保護的門檻。
所以，她堅持認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必要考慮對生物識別信息進行單獨立法，不應放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框架下來進行保護。
她還提到，李紅在銀行辦卡時被要求簽署的《北京市公安局防范電信詐騙安全提示單》提示效果有限，“現在詐騙手段層出不窮，僅靠個人的警惕是很難防住的”。
在她看來，這個提示單對防范各種詐騙無法起到實質性作用，當儲戶被詐騙后，反而有可能起到讓銀行轉嫁責任的效果。
“防范和打擊犯罪，本應由國家、銀行與相關單位承擔主要責任，現在越來越多變相地轉嫁到作為被害人的個人身上。”她指出，“過多地讓弱者承擔風險并不公平”。
勞東燕認為，要防范此類詐騙犯罪，重要的是在制度框架層面重新來考慮合理分配風險的問題。她說，“風險跟責任有關，誰制造的風險原則上就應當由誰來承擔。”
她指出，人臉識別的推廣和帶來的風險，實際上是科技企業(yè)和銀行制造的，在這其中，銀行也比儲戶獲得了更多科技帶來的好處，“誰在其中獲益最大，誰就應該承擔與獲益成比例的風險”。
“另外，還應當考慮預防能力與預防效果方面的因素，將板子打在誰身上，預防效果是最好的呢？”在她看來，銀行的預防能力比儲戶要強得多，如果由銀行部分地或按比例地承擔因人臉識別風險造成的損失，將有助于督促銀行審慎采集與保護儲戶信息，加強人臉識別系統(tǒng)的安全技術保障。
“銀行對人臉信息的技術保障需要超過一般的犯罪手段，否則，銀行就不應采集與使用儲戶的人臉信息。”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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