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9年，元朝大軍把南宋送進(jìn)墳?zāi)沟耐瑫r，它自身千瘡百孔的財政問題，也更顯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當(dāng)王子時代及治國早期，對儒生比較親近。1242年，漢族和尚海云禪師攜弟子劉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見二人，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禪師回答：“宜于天下大賢碩儒中，求問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忽必烈很高興，遂留劉秉忠于身邊為參謀。劉秉忠雖釋門中人，卻通《易經(jīng)》、儒術(shù)、天文，至于地理、律歷等等，無一不精。這樣的人才，深為忽必烈所喜。同年，漢族儒士趙璧、王鶚等紛紛加入忽必烈幕府，為他宣講《孝經(jīng)》、《書經(jīng)》等經(jīng)書。特別是王鶚，乃被蒙古所滅金朝的末代狀元，飽學(xué)碩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觀。青壯年時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聽王鶚授業(yè)至夜深，感慨說：“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可見，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當(dāng)時真實狀態(tài)。1252年，從前仕金的漢族士大夫張德輝、元好問二人覲進(jìn)忽必烈，奉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作為“黃金家族”的重要成員，忽必烈“悅而受之”。這一舉動有兩種意義：其一，蒙古貴族首次顯現(xiàn)出對儒家思想的真誠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貴族的政治保護(hù)。而后，姚樞、竇默、許衡等漢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為這位蒙古王爺手下得力的參謀顧問班子。1260年，忽必烈稱帝于開平，漢族謀士，特別是劉秉忠，出力尤多。無論是典章、制度、開國國號、都城興建、官制章服、朝儀禮制，均肇自這位亦儒亦釋亦道的漢族文士。當(dāng)然，開國之時在“庶務(wù)”方面出力最多的，還有日后因親家李璮造反被處死的漢人儒士王文統(tǒng)，“凡民間差發(fā)、宣課鹽鐵等事，一委(王)文統(tǒng)裁處。”可見，無論是“上層建筑”還是“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記相當(dāng)明顯。

　　為了使得以儒治國的政治方針得到貫徹和延續(xù)，忽必烈在培養(yǎng)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歲開始，忽必烈的獨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學(xué)教育。十歲時，漢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學(xué)業(yè)。王恂不僅向真金灌輸儒家傳統(tǒng)經(jīng)書，也向他宣講“善惡得失”和亡遼亡金的歷史教訓(xùn)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這養(yǎng)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純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當(dāng)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實考慮，對于蒙古貴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貴族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得任中書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許衡為安童之師，由此，安童日后也成為“儒臣”派的中堅分子。所以說，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僅僅是亡遼亡金亡宋的漢族知識分子，還包括真金這樣的“儲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勛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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