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的危機問題，近年來備受關注。有學者認為，當下大面積的理論播撒導致了理論的過剩，特別是在西方各種理論思潮的包圍下，中國的文學研究中出現(xiàn)了理論的泛濫和經(jīng)驗的缺失現(xiàn)象，這偏離了文學研究的初衷，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理論也未能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這種尖銳的批評，傳達出對當前中國文藝理論研究中某些復雜狀況的認識和判斷。但這一判斷是否全面、客觀?能否說明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與發(fā)展的實際問題?當代文藝理論在何種意義上存在危機?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辨析。

　　理論研究的危機問題，不僅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存在，在西方也早已有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保羅·德·曼、斯坦利·費什等西方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這種危機意識，開始思考文學理論的僭妄對學科建制和相關研究的影響。80年代，保羅·德·曼直接提出了抵制理論的觀點，斯坦利·費什更是明確提出“理論無用”的說法，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一書的出版將“抵抗理論”的呼聲引向高潮。中國當下的“文藝理論危機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這些主張的影響，特別是迎合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后理論”、“反理論”以及“理論的終結”、“理論的死亡”等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的“文藝理論危機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一方面是對西方觀念一定程度上的誤解，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觀念的過度影響，未能立足于自身文學實踐和文藝理論研究的現(xiàn)實境況。

　　西方學界對理論的反抗與抵制，并非簡單地否定理論，而是隨著文學現(xiàn)實的變化，深刻地反思理論的價值和意義，根據(jù)文學接受的現(xiàn)狀來調(diào)整文學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尋求文學思想自身新的開展。可以說，這是對一種新的理論生態(tài)的建構，從而由危機本身萌發(fā)出理論研究的信心和動力，體現(xiàn)了理論更新的精神，強化了理論的現(xiàn)實性和實踐感。

　　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危機論”與西方后現(xiàn)代語境中抵抗理論的思潮雖有一定的話語關聯(lián)，但既未真正吸收其中有價值的因素，又未與中國語境下文藝理論研究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而是片面地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觀念。這種情形的產(chǎn)生，或許是一種工具化的理論思維模式長期影響的結果。這種工具化的理論思維模式認為，文藝理論本身先驗地具有把握現(xiàn)實文學問題的方案與手段，而當遇到文學研究的闡釋障礙時，又認為文藝理論本身失效了，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但是，文藝理論研究實現(xiàn)其價值和功能的途徑，在于其深入審美表達、藝術象征、審美意蘊等文學藝術現(xiàn)實問題的具體過程。文藝理論給相關研究提供觀念來源與方法依據(jù)，并使批評實踐能發(fā)現(xiàn)和把握具體的文藝問題，還有可能給具體的文學藝術實踐提供思想的指導。而這一切都需要在對具體理論的整體把握中達到與闡釋實踐的恰當關聯(lián)。那種指望文藝理論具有把握現(xiàn)實文學藝術問題的現(xiàn)成方案，認為掌握了一種理論就具備了文學闡釋的全部才能的觀點，只能是一種理論的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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