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tǒng)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dāng)時只當(dāng)做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tǒng)嘴里，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jīng)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里。難得的倒是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地走著“之”字路，走向現(xiàn)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rèn)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quán)，公開地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zhàn)當(dāng)中，羅斯�？偨y(tǒng)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于匱乏的自由”。“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于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quán)，也肯定了人民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著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么禮義什么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quán)的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quán)的，怎么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于匱乏的自由”呢？于是學(xué)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biāo)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地承認(rèn)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里糊涂地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quán)，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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