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男主播直播喝白酒時死亡 曾大膽挑戰(zhàn)極限
無聲的死亡
事情不太妙。6月2日，黃中原的妻子在凌晨驚醒，發(fā)現另一個房間正在直播的丈夫躺在地上，身體已經發(fā)涼，地上滿是煙頭和瓜子皮，墻角堆著啤酒瓶。1個小時前，黃中原還在直播喝酒，屏幕里的臉因醉酒漲紅，禮物特效和彈幕飛屏。
黃中原直播的房間。
在趕往黃中原葬禮的路上，主播吳力覺得事情太詭異。這是他近1個月參加的第二場主播的葬禮。上一場黃中原也參加了。沒人想到黃中原會出事。
他們都靠直播喝酒掙錢，有主播一晚上喝10多斤白酒，和他們相比，黃中原喝的并不多。吳力回憶，黃中原多數時間是“陪粉絲聊天”。
黃中原的妻子告訴記者，黃中原死于嘔吐物窒息。
每晚她都會去丈夫直播的房間看一眼，怕他出事。黃中原日常工作是在鏡頭前，大口咽下白酒、生雞蛋、蝌蚪，甚至煙頭。晚上直播喝酒，喝到凌晨兩三點才下播。
5月底，黃中原的妻子一直在醫(yī)院照看生病的孩子，只能通過電話和短信“監(jiān)視”丈夫。出事前一天是兒童節(jié)，黃中原來接妻子和孩子出院。
在醫(yī)院旁邊，黃中原習慣性地買了張彩票。他喜歡買彩票，年輕時曾在“快三”彩票上投了幾萬元，沒中過獎。但他仍期待著暴富，“錢比命重要”，他在直播房間墻壁上用粉筆寫上這句話。
傍晚回家，黃中原只喝了點小米粥就上樓準備直播。因為長期喝酒，黃中原的胃不好，只能吃些軟的東西，他越來越瘦，174厘米的個子，只有102斤。
6月1日晚上，4歲的兒子睡前叮囑爸爸，“爸爸你少喝一點，我先睡覺啦，明早我要看見你在我身邊”。
他們住在二層小樓里，房子是去年黃中原借了30多萬元新蓋的。一層裝修得很精致，門口的木質秋千是他手工做的，墻上掛的國畫是他畫的，畫上一個孩童悠閑地騎在牛背上。午夜12點，黃中原的妻子和孩子已經入睡。
樓上則是沒裝修的毛坯房，黃中原在其中一間屋子直播。屋里只有一張床、一套桌椅和兩盞直播用的燈。
當農田和樹林隱入深夜，黃中原家的燈還亮著。
黃中原的鄰居、一位60多歲的大爺還在睡夢中。他曾在半夜刷到過黃中原的直播，看到黃中原猛灌啤酒，他沒看兩眼就關了，“這東西沒啥價值。為了掙錢不要命了”。黃中原在村里名聲不太好，就連不看直播的老人，也知道他吃老鼠。
凌晨4點左右，鄰居大爺突然被黃中原家人的電話叫醒，讓他幫忙找村衛(wèi)生室的醫(yī)生。
“中原不行了”，電話里說。
沒人能說清楚，黃中原當晚到底喝了多少酒。平臺上已經找不到這場直播的截圖或視頻。有粉絲后來告訴黃中原的妻子，黃中原喝了兩三瓶白酒后，有“10多分鐘大喊大叫”，然后直播就終斷了。一名粉絲稱，彈幕里有人說“打120吧”。但最終沒人打出這個電話。
黃中原出殯那天下著大雨，粉絲和朋友把他的棺木抬上了山。
黃中原畫的畫。
死亡的循環(huán)
15天前，吳力和黃中原參加“三千哥”王兆豐的葬禮，主播來了好幾桌，還有人試圖直播。
相比黃中原，王兆豐直播時更亢奮，在圈子里朋友很多。王兆豐經常在直播中喝醉，他把醉酒也當作表演的一部分。有次喝多了，他躺在灑滿彩色紙片的地上打滾，搖晃著跳舞。粉絲在屏幕上高呼“666”“有兩下子”。姐姐王麗打電話讓他下播，他反而把她拉黑。
5月17日凌晨，在直播中喝下7瓶白酒和3瓶紅牛后，他就一直趴在桌上，隨后直播中斷。他平時一個人在鄉(xiāng)下的房子里直播，妻子帶著孩子在縣城上學。下午被村民發(fā)現時，他已經死亡。
吳力回憶，王兆豐性格大大咧咧，為人仗義，笑起來有兩個酒窩。他自稱“互聯(lián)網第一能喝”，為了顯得夸張，他用比臉還大的巨型酒杯裝酒，把頭埋進去喝。但他的朋友和家人說，他真實的酒量只有半斤。
王兆豐生前直播的房間里，由于擔心擾民，窗戶被全部封死。墻上貼滿了A4紙，上面寫著“我命由我不由天，滅你只在揮手間！”
他初中畢業(yè)就進社會闖蕩，賣過水餃、做過豬腳飯，后來做生意賠了錢，2020年為了還債做直播，有不少“大哥”“大姐”（財力雄厚的打賞粉絲——記者注）給他打賞。
今年年初，王兆豐終于在老家買了套房子。王麗勸弟弟轉行開個小店，“總歸要回到現實生活中來”。但王兆豐已經離不開直播。他過年吃飯時也拿著手機，“走到哪播到哪”。
王兆豐去世后，家人從他的保險柜里發(fā)現了一沓電話卡。每次被平臺封號后，他就用這些新號碼注冊小號繼續(xù)播。
去年9月，王兆豐因直播中飲酒過量住進了ICU，診斷結果包括急性酒精中毒、急性胃黏膜病變、肝損害等，直到出事前，他還在喝中藥。
去年出院后沒多久，他又開始在直播中灌白酒。他覺得自己進ICU是因為喝了假酒。一名粉絲回憶，王兆豐曾在直播中說，“做主播光宗耀祖”。
網上流傳著王兆豐生前最后一場直播的截圖，他趴在桌上，彈幕里有人開玩笑，“直播睡覺月入百萬”。
王兆豐的葬禮上，王麗記得黃中原一直“愣愣的”，盯著王兆豐的照片不說話。她用手指著黃中原，流著淚說：“尤其是你，千萬不要再喝了。”
王麗也看過黃中原的直播。她知道黃中原和弟弟一樣喝酒“實誠”，從不兌水，甚至總是壓著不吐。
“他都點頭了。他都答應我了。”王麗對記者說。
15天后，王麗得知黃中原去世的消息。“聽到這個，我真的挺生氣，好恨他們。”她的聲音微微顫抖。
半年前，江蘇鹽城患肺結核的主播“耀子”去世，也和直播中長期飲酒有關。那時王兆豐也參加了他的葬禮。
沒人知道第一個因直播而死的主播是誰。
2017年11月，高空極限運動第一人、在花椒直播等平臺上進行高空表演的“網紅”吳永寧，在湖南長沙華遠國際中心攀爬時墜樓。
2020年6月，沈陽一名“大胃王吃播”王先生在準備直播時突然出現身體發(fā)麻、頭暈目眩等癥狀，在醫(yī)院連續(xù)搶救7天后去世。
2021年3月，吃播網紅“泡泡龍”離世，生前體重已達320斤。
2021年10月，網紅“羅小貓貓子”在直播中喝“敵草快”自殺，經搶救無效去世。直播間有網友起哄讓她“喝下去”。
今年5月27日，312斤的網紅“翠花”在減肥訓練營離世。除了白天訓練，她還會在晚間直播，當著粉絲的面加練。
某直播平臺財報顯示，2023年該平臺第二季度收入277.44億，平均日活躍人數達3.76億，再創(chuàng)歷史新高。線上營銷服務和直播是主要營收來源，分別占52%和36%。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一些主播和流量賽跑，直到死亡。
吳力用頭磕爛的紅牛，保存在冰箱里。
奇觀的誕生
這些為流量越來越拼命的主播，讓觀眾的興奮閾值不斷提高。
“那些才藝，什么唱歌、跳舞軟綿綿的，沒意思”，54歲的雜貨店店主李秀蓮對記者說。她喜歡“狠PK”那股子熱鬧勁，主播聲嘶力竭地拉票，“屏幕上的字唰唰唰往上飛”。她平時看店無聊，就會點進直播間。
主播也會用話術刺激觀眾，“有沒有家人救救我”“大家守一下塔”。
李秀蓮喜歡一位30歲出頭、長相帥氣的男主播，每次聽著對面主播罵得難聽，自己支持的主播不斷求救，“恨不得我上去幫他拉票”。她很清楚主播和現實中的朋友不一樣，“網上有什么真朋友？但被氣氛帶進去，管他真朋友假朋友，有錢就支持他”。
看到對面主播輸了做懲罰，李秀蓮從不會心軟。有次李秀蓮支持的主播贏了一個女主播，懲罰是喝6瓶水，然后把自己綁在樹上，兩小時不能動。最后那個女主播尿了褲子。
李秀蓮心中閃過一絲內疚。她知道那個女主播是單親媽媽，當時“也有一點心疼的感覺”。但她馬上被滿屏的“大姐威武”字幕，轉移了注意力，“被那個氣氛一帶，啥都忘了”。
接受記者采訪的“狠PK”觀眾中，有人說自己刷禮物就像是“買張動物園門票”，有人把看懲罰當作“壓軸節(jié)目”。
他們表示，PK過程中最刺激的環(huán)節(jié)，是“大哥”“大姐”出手時。巨大的特效占滿大半個屏幕，彈幕清一色的“感謝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威武”，將直播間的氣氛烘托到頂峰。所有人共享“碾壓”和“反轉”帶來的快感。
出手越闊綽的“大哥”“大姐”，平臺顯示的等級數字越高。砸錢是最快速升級的方法，一開始升級不難，從1級到10級只用20多元。從40級到50級，所需金額已經達到了100多萬元。升到60級的人屈指可數，因為需要消費2000萬元。他們被稱為“神豪”。
李秀蓮雖然不怎么刷禮物，但幾乎每天都看那位主播�；藘赡�，主播把她拉入粉絲“家人群”，她覺得“倍兒有面子”。
群里的粉絲都把“守護主播”當作共同使命，有人說自己月底才發(fā)工資，拜托別人“好好守護”。有人開養(yǎng)殖場，說“等我這批豬出了，我來堅守”。為了表達感謝，主播會給群里的粉絲寄些小禮物，比如家鄉(xiāng)的農產品。
有時刷禮物也是種發(fā)泄。一位26歲的年輕“大姐”，半年內刷了120萬元。她的家境很好，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她告訴記者，自己平時工作強度不高，一般都是白天戴著耳機聽直播，晚上陪家人。
心情不好的時候，她看某個主播“長得不順眼”“嘴這么賤”，就會故意給這個主播的對手上票，為了看他輸了做懲罰。有次直播懲罰是1000票吃一個雞蛋，她討厭其中一個主播，就給對面主播上了10萬票。
“沒有PK我肯定不會上票”，她承認，“你一旦看了，那種氛圍就像吸毒一樣，會上癮的。”她覺得看直播就像購物，“有些人不上票只是因為沒有消費能力，而不是因為理智”。
吳力直播的房間。焦晶嫻/攝
賭徒的命運
吳力很感謝那些“大哥”“大姐”。他們決定了自己在“賭局”里的命運。
每次直播的PK倒計時開始，屏幕一分為二，主播的票數被量化成一道光條，主播也叫它“血條”。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吳力嘶吼著拉票，劣質話筒“滋啦滋啦”直響。
當PK結束，自己的票數超過對手，“冠軍”二字躍上屏幕，吳力會雙手合十舉過頭頂，喊“謝謝大哥！兄弟們把解氣打在公屏上！”鞠躬時，頭快要低到地上。
每次PK他輸了，做完懲罰，有人佩服，“你也是個狠人，關注你了”。有人譏笑，“哈哈，炸熟了”。有人對懲罰不滿意，“不夠狠，再加20個”。
漸漸地，吳力認為“狠”才能幫他贏得尊重。“我的心理就像那些挑戰(zhàn)冰山的，徒步的。我挑戰(zhàn)的東西，沒人能完成。我完成了，就有一種成就感。”
粉絲的回應讓他更加確信這點。有個經常刷禮物的“大哥”，自稱是某集團老板，私信夸吳力，“感覺你跟我年輕時一樣，打拼的時候有一股韌勁兒，輸了也不服輸”。
如果不笑，吳力看起來很不好惹。他頭頂有塊拇指大的地方，剛長出嫩肉，他用那里砸碎過啤酒瓶、磕爛過紅牛罐。肚子上形狀不規(guī)則的疤是鞭炮炸的。手臂上有密密麻麻隆起的、煙頭燙的疤痕。
他嚼過玻璃碴，含過鞭炮，刀片劃過舌頭，這讓他失去過半個月的味覺。去年6月，因為把鞭炮夾在耳朵上面，他感覺耳朵里疼了兩天，去醫(yī)院被診斷為耳膜穿孔。
他住在國道邊的一個修車行樓上，貨車的轟鳴和修車的噪音是他直播最好的掩護。
從黃中原葬禮上回來，二女兒的班主任發(fā)來信息，催他交4900元的學費。他一個人拉扯3個女兒，每月要還1萬多元的網貸。即使是大年三十、女兒們的生日，吳力也沒停播過。兩個朋友因直播離世后，每天晚上8點，吳力還是準時開播。
3人最后一次聚會是今年2月，吳力和王兆豐去找黃中原玩。三門峽的高陽山上，風還帶著寒意。吳力看著遠遠被落下的兩個朋友。他們氣喘吁吁。“身體都×××喝廢了”，吳力開他們的玩笑。
在山頂，他們拍了張合照。照片里，黃中原站在中間摟著他們，吳力和王兆豐在旁邊豎起大拇指。
王兆豐和黃中原相繼離世后，3人的合照廣為流傳。主播群里有人發(fā)語音“ ”吳力，“（你）能不能死？新聞還沒過呢”。直播間里也有粉絲提醒他，“就你還活著，你要注意了”。
吳力經常提到“幾率”，他現在不接喝酒的懲罰，不玩“點單”（粉絲直接出錢指定主播做任務，任務的難度和禮物的價值掛鉤——記者注），他覺得這樣出事的“幾率”會小很多。他現在玩的懲罰都是外傷，“外傷頂多是流血，去醫(yī)院包扎一下就行”，他這樣說服了自己。
他用身體，賭一次“天時地利人和”——正好定的懲罰足夠刺激，正好“大哥”“大姐”來了，正好自己的表現讓“大哥”“大姐”開心。錢就到手了。
王兆豐入行是因為做生意賠錢，黃中原讀大專的時候就欠著網貸，吳力是因為網賭欠了70多萬元。
直播是他們的救命稻草，他們想再賭一把。吳力告訴記者，“感覺就像是，即使我只是初中畢業(yè)，我在這里也能賺到第一桶金”。
2016年作為“直播元年”，中國大陸提供互聯(lián)網直播平臺服務的企業(yè)超過200家。據某家平臺官方數據，2018年，中國有超過1600萬人從這家平臺獲得收入。
相比才藝和搞笑主播，“狠PK”入行門檻很低，只需要有一部手機和一具能忍受疼痛的身體。他們管自己叫“互聯(lián)網上要飯的”。
《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yè)發(fā)展報告（2022-2023）》顯示，以直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為5000元以下，僅0.4%的主播月收入10萬元以上。
為了研究短視頻/直播主播的線上勞動特點，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呂鵬從2015年起關注“草根”主播，和其中的70多位進行過訪談。
他發(fā)現，平臺背后的隱形機制會讓新主播不斷嘗到甜頭，但絕大多數“草根”主播的成功只是“曇花一現”，由于缺乏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他們無法持續(xù)生產優(yōu)質的內容。他訪談的部分“草根”主播，直播生命周期只有幾個月。
從云端墜落
吳力從沒體驗過當“大主播”的感覺。但他的朋友黃中原從流量的云端狠狠摔下來過。
7年前，黃中原還是個在鄭州上大專的學生，19歲，美術專業(yè)，喜歡搗鼓畫筆和文玩。他家里至今還存著他曾在學校師生技能大賽中，榮獲素描一等獎的獎狀。
黃中原第一個“小火”的視頻，是在學校的超市里，他在鏡頭前隨手拿起一瓶白酒，一口氣灌下去，再把瓶子放回去。那個視頻讓他漲了幾千名粉絲。
此后黃中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李飛是黃中原的同學，也是他的“攝影師兼經紀人”。李飛覺得，“火燒雞”事件是黃中原人生的轉折點。
那是一條2016年拍攝的視頻，視頻里，黃中原先把杯中的酒點燃，再蘸取燃燒的酒點煙。“喝杯火酒”，他端起帶火的酒往嘴邊送，手一歪，帶著火焰的酒灑在褲襠上，火苗瞬間上竄。黃中原痛苦地叫著，“快來打！快來幫我！”他慘叫著跑出屏幕。
這段視頻播放量超千萬人次，點贊量五六十萬，讓黃中原漲了幾十萬名粉絲，賣假鞋、賣二手組裝機的紛紛找他打廣告，好友申請能翻幾頁。
李飛說，這其實是一場預料之中的“意外”。
著火是計劃內的，第一次拍攝，火苗打一下就滅了，“要的不是這個效果”。第二次拍攝，由于褲子上灑了兩次酒，火勢開始不受控制。由于事先穿了防護的褲子，黃中原的腿沒事，但火苗把他的肚子燒傷了一大片，他在醫(yī)院躺了兩天。
但這讓黃中原覺得“很值”。“火燒雞”事件后，他有了名氣，1個月最多能掙5萬元。
他對自己越發(fā)狠了，李飛說：“他對我說過，攝像頭一開，給他什么他都吃。”黃中原在鏡頭前吃下過生鴕鳥蛋、活蝎子、蝌蚪、老鼠。
有次他把燃燒的煙頭都吃了。“是鐵粉就雙擊，雙擊雙擊再雙擊。”他在鏡頭前表情痛苦地說著。
不到半年，因為直播內容違規(guī)，黃中原被平臺多次封號。
幾年下來，黃中原沒存下什么錢。有時候一晚上賺的錢還不夠買酒。
李飛回憶，黃中原對錢一直沒什么概念，“具體怎么花的我也不知道，就是還網貸，然后吃吃喝喝，玩老虎機”。大學的時候，黃中原買蘋果手機、請朋友吃飯，借了不少網貸。
去年蓋房子的時候，黃中原只湊出1萬多元，借了30萬元的貸款。
呂鵬發(fā)現，自己接觸的大部分“草根主播”，都會墮入到“掙錢-揮霍”的循環(huán)。其中一些是初高中剛畢業(yè)，很早接觸短視頻，沒有金錢的概念。“有人說他1個月十幾個‘W’（代指“萬”——記者注），但絕大部分都揮霍了。錢來得快，去得也快。”
呂鵬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底層氣質讓這些主播火起來，但最終也會制約他們的發(fā)展。
其實黃中原不喜歡喝酒。有時他會大半天都趴在畫紙上。他也拍過不喝酒的視頻。他拍過自己炒家常菜，做過旅游照片的集錦，拍過自己在衛(wèi)生紙上畫的西游記人物。他還拍過搞笑段子，坐在公交車上，頭上戴一塊榴蓮皮，腳踩在磚頭上，一副視死如歸的表情。黃中原的妻子回憶，“他感覺沒有流量，沒有人欣賞”。
在他做菜的視頻下面，有人評論，“關注你是因為喝酒，美食博主取關了”“你 在備孕”“贊沒有原來多，不反思一下嗎”“用酒熬的粥吧”。
后來，他的視頻封面又變回不同度數、包裝鮮艷的劣質白酒。
成為“狠人”
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學者董晨宇把直播行業(yè)比作“黑洞”，對于主播來說，“不斷地吸引他們，管理他們，規(guī)訓他們”。
他曾經在一個平臺對多位女主播進行過1年的觀察研究，他認為直播背后的“非道德經濟”傷害的是從業(yè)者的價值觀。這種傷害是隱形的，被短期的盈利所掩蓋。
3年前剛開始直播的時候，吳力還會因為緊張結巴。那時他不怎么懂網絡，常年在新疆的戈壁灘上開貨車，滿眼都是黑色的山丘和沙土，沒有草，也沒有信號，打電話要爬到半山腰。他們跟著工地跑，空閑時就打斗地主，或者把礦泉水瓶蓋里塞上紙片，做成象棋。有次他在工地上受了傷，在病床上休養(yǎng)期間接觸了網賭，欠下了七八十萬元的網貸。
他四處打聽賺快錢的方法，朋友讓他試試直播。
吳力開始每天都發(fā)一個喝酒的短視頻，混著雞蛋喝，混著料酒和油喝，或者跑到富士康門口、在下班的人流中喝，“想各種方法博流量”。
不到1年，吳力一次能喝下的生雞蛋，已經從20個漲到了250個。
接著是學習“拉仇恨”，PK時兩個主播罵得越兇，“大哥”“大姐”越有上票的欲望。
他還砸壞過空調扇、吊燈、新買的發(fā)財樹。他也不想砸，但他沒有話語權。懲罰是“大哥”定的。
他的冰箱里還堆著幾十個砸開了口的紅牛，他不舍得扔，“一罐6塊錢呢”。除了自己喝，他把破的口子朝上，裝回箱子，送給親戚和朋友。他不好意思說是自己砸的，別人問起就搪塞說，“買來就是這樣”。
在現實生活中，吳力很害怕熟人問起他在做什么。
他讓女兒在父親的職業(yè)那欄寫“農民”。一次他去信用社辦理貸款業(yè)務，業(yè)務員認出來了他，問他是不是那個很能喝酒的“網紅”，他連忙否認。
他幾乎斬斷了所有社會關系。他白天睡覺，晚上直播，很少出門。
戈壁灘上開貨車那種和世界“脫軌”的感覺又回來了。吳力已經很久沒回過家，連續(xù)3年，過年他都一個人在出租屋里開著直播包餃子。
因網賭欠債后，吳力到處借錢，親戚都對他避而不及，妻子和他離婚。于是他離開家，在縣城租了房子專心做直播。走前，他在父母面前重重磕頭，“不掙到錢，就不回家”。
他躲進了直播，直播也讓他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吳力有時會去以前買的宅基地看看。那是他原本準備蓋房子的地方，現在被拿來種菜，黃瓜、莧菜、小青菜在太陽下炙烤。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他希望直播能把他帶出賭博的陰影。事實證明，直播確實幫他還了一些債，但也讓他的生活陷入了新的陰影。
現在吳力害怕回家，害怕親人問詢的眼神，以及鄰里間的閑言碎語。有次他開車離開，從后視鏡里看到鄰居對著他指指點點。侄子曾經在直播間舉報過他，村里的小孩用他的網名編順口溜，“跟著××混，三天餓九頓”。
吳力的父母都是農民，兩個老人操持15畝地，收完西瓜，凌晨3點就要推著三輪車上村口賣。歇不了幾天，又要收胡蘿卜了。
吳力的母親是個大嗓門，60多歲了，她回憶，吳力回來總帶著一身傷，有時還要借父母和親戚的身份證注冊小號。即使是這樣，她還是覺得吳力是個“好兒子”，相信他“遲早有天會回頭”。
女兒們也覺得吳力是“好爸爸”，雖然吳力平時邋里邋遢，白天眼睛總是困得睜不開。吳力周末都會帶著女兒下館子。他從來不在女兒面前罵人。他會坐在女兒旁邊，監(jiān)督她們寫作業(yè)，雖然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直播奪走了吳力的睡眠和大部分的精力，很多事情他無力改變。他的小女兒只有4歲，平時是爺爺奶奶帶。二女兒上小學四年級。
大女兒上初二，最懂事，也最擔心他的身體。有時候吳力賬號被封停播，她會很開心，“至少不用再受傷了，也能好好休息”。
大女兒睡得淺，她知道，一缺錢，父親的直播時間就會拉長。去年有段時間，她的學費很難湊齊，父親凌晨5點才下播。她的目標是努力拿獎學金，雖然只有幾百塊。
吳力最怕女兒們看到他的直播。剛開始，吳力會在直播間里叮囑，“在看的不管南南還是甜甜，早點睡”。后來“活兒”越來越狠，他專門檢查過女兒們的關注列表，以防她們看到自己。
平時吳力在客廳直播，他會關上女兒們的臥室門，叮囑她們不要出來。如果她們出來上廁所，吳力就立刻停下直播。
這只是種心理安慰，嘶吼聲和鞭炮炸開的聲音還是能傳進臥室。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二女兒捂住耳朵，笑嘻嘻的，預報著鞭炮響起的次數。這是她玩過多次的游戲。
但在父親面前，她們裝作不在意，因為不想給父親壓力。有一次吳力下播后過來看她們，他的胳膊用紙巾纏了一圈，已經被血染透。吳力走后，小女兒才哇的一聲哭出來。
小女兒有次忍不住，哭著對吳力說，“爸爸，你別喝了唄”。吳力的眼淚瞬間落下來。
家人的哀求撕扯著主播的心。董晨宇訪談的主播中，很多是單親媽媽。一位主播告訴董晨宇，她平時在兒子熟睡后，才在客廳支起手機直播跳舞。不到半年她離開了這個行業(yè)，因為兒子對她說：“我睡覺的時候，你能不能不在外面跳了，能不能陪我一起睡？”
“當時她說這話我眼淚都下來了，因為我也有孩子。”董晨宇說。
對于主播來說，平衡兩個世界的生活并非易事。董晨宇認為，即使主播將經濟收入作為從事這一職業(yè)的原始動機，但當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他們很難消解和平衡這種失調帶來的不道德感。
貓鼠游戲
王兆豐去世后，吳力在某個平臺被封了6個號。黃中原去世后，吳力被某個平臺“ 封禁”，俗稱“封臉”。這家平臺針對高頻飲酒主播進行人臉黑庫識別，防止封禁后大小號替換等行為。
吳力只能換一個平臺播。不過現在喝酒行為被平臺集中治理，不管是哪個平臺，只要有酒瓶出現，或者有人說出“酒”相關的字詞，直播很快會被終止。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研究平臺經濟與網紅文化的學者林健發(fā)現，目前短視頻/直播平臺常見的內容監(jiān)管模式是，惡性事件出現，政府出臺文件，平臺積極執(zhí)行。
出于“數據就是貨幣”的商業(yè)邏輯，一些平臺初期會遵從“擦邊球策略”，對于一些新興的、帶來一定流量、盡管有潛在問題但尚未“暴雷”的內容，采取默許的態(tài)度。一旦問題暴露，政府出臺禁令、社會輿論壓力增加，平臺則會轉過來打壓此類內容。
吳力也從不斷變化的賬號封禁時長中，感受到了環(huán)境微妙的變化：3年前違規(guī)只是封1個月，后來則延長到1年、兩年，現在則是“ 封禁”。
呂鵬在和主播們的訪談過程中，發(fā)現幾乎所有主播都叫平臺“官方”，這種稱呼非常明顯地將平臺視為“官”，將自己視為“民”。
但這種管理并非強制性，雙方圍繞各自利益不斷博弈。注冊成為主播前，用戶都要閱讀《直播行為規(guī)范》，吳力也看過，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觸碰這些東西”“經常違規(guī)”。
于是主播和平臺間的“貓鼠游戲”成為常態(tài)，主播們有各種方法逃過監(jiān)管，比如花錢買一個營業(yè)執(zhí)照，用來注冊“傳媒號”“企業(yè)號”，就可以用別人的身份證注冊賬號。一些被“封臉”的主播，還會選擇戴著面罩、口罩繼續(xù)直播。有人1年被封過30多個號，但還在直播。
也有人因為封號放棄直播。2020年，吳力的師傅顧武粉絲量創(chuàng)新高，結果被 封禁，“心態(tài)直接崩了”。顧武去其他平臺拍“正能量視頻”，挨家挨戶送米和油，在視頻下面掛小黃車賣貨，但“不掙錢，開銷太大”。干了1年，賬號解封，他又繼續(xù)回來玩“狠PK”。
多位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事實上，平臺從未停止探索內容審核的最優(yōu)解。在某平臺，一個播放量超過200萬的視頻，至少經過四層審核。
政府監(jiān)管部門也在不斷完善直播行業(yè)相關的政策文件。據不完全統(tǒng)計，2016年至2022年，近7年來國家出臺了近20份涉及主播的政策文件，劃定準入門檻、建立黑名單、筑牢合規(guī)底線，規(guī)則不斷加碼。
林健認為，目前仍延續(xù)著“出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處理模式，監(jiān)管具有滯后性。平臺企業(yè)往往會迫于公共壓力出臺臨時性治理措施，平臺成為政府政策的被動執(zhí)行者，而政府文件不可能面面俱到、囊括一切管理細則。
另一方面，當平臺成長為小型社會，過于龐大的身軀，讓毫無死角的清掃成為幻想�！吨袊W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yè)發(fā)展報告（2022-2023）》統(tǒng)計，截至2022年，我國主播賬號累計開通超1.5億個，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guī)模達7.51億，占整體網民的70.3%。有報告估計，全球每日上傳短視頻超4億條。
國外一篇探討內容審查智能化的論文指出，目前各大平臺面臨的內容審核的困境，是平臺“不惜一切代價增長”的發(fā)展心態(tài)必然帶來的后果。
“一些平臺確實是太大了”，作者在論文中強調。
人生理想
進入新平臺，吳力花了1個月，也沒漲回原來的粉絲量。
為了吸引流量，他只能讓懲罰看起來更狠一些。原來磕紅牛罐，要磕七八十下才能磕爛，現在他最快5次就能磕爛。不過他的頭也越來越不經磕，原來磕8個罐子頭才會流血，現在磕1個就會流血。
吳力回憶自己有次因為封號換平臺，為了快速積攢人氣，打了一場“從沒有人打過”的“生死局”：一次喝下5斤白酒，250個雞蛋。
當時的對手是個叫倪小天的主播，1年后，吳力聽到了他的死訊。
有次倪小天線下見了在直播間常給他打賞的“大哥”，吃了頓飯，又被帶去酒吧，在線下接了點單，定的任務是喝酒。喝完他躺在卡位上睡覺，徒弟在旁邊直播。過了一會兒，徒弟一摸，人已經沒氣兒了。
那是吳力第一次聽說主播圈里有人喝死，他雖然感到震驚，但他不認為“大哥”有什么錯，“現在（干這行）久了，沒什么事兒不能理解。每個人的發(fā)泄方式不一樣。只是我沒錢”。
吳力每天一睜開眼，想的就是直播賺錢。他的人生兩大目標是，買套房，然后買一輛奔馳車，“一定要大標的”。
他的手機鈴聲是“沒活成想要的樣子”。他開的舊車是10年前買的，車上震耳欲聾的DJ音樂中，網紅叫嚷著，“輸不起你就不要輸，死不了你就站起來！”
他認為，混出名堂、賺到了錢，才叫“站起來”。
兩個朋友離世后的那個月，他一晚上賺四五百元，少的兩三百元，但上個月好的時候能有三四千元。他認為只要繼續(xù)播，就能復制賺幾千元的那個時刻。他從沒想過回去開貨車，“直播賺快錢賺習慣了”。
董晨宇分析，這種心理就像“抽彩票”，收入不穩(wěn)定帶來的“愿景”，是吸引很多人從事這個行業(yè)的原因。對于主播來說，“不穩(wěn)定”的另一面就是“有希望”。很多主播并不會轉型或學習新技能，而是只想就這樣賭下去，等待下一個被流量砸中的機會。
吳力曾經做過老家的蔬菜產地代辦，幫著鄉(xiāng)親們聯(lián)系外地客商，他也想過做助農主播，但一直不敢踏出第一步。理由有很多，包括“水很深”“我沒有渠道”“風險太高”。
在他看來，“狠PK”的技術含量就沒那么高。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有直播公會、MCN機構或主播孵化機構提供“PK節(jié)目效果”“10分鐘PK怎么打”等培訓課程，有的還教“刺激”玩法。還有人發(fā)布“怎么通過PK要到大票”“直播間PK游戲懲罰大合集”等經驗帖，并教授主播維護和“大哥”“大姐”的關系。
林健認為，平臺作為一個生態(tài)集合，用戶、創(chuàng)作者、MCN機構等多元主體目前并沒有積極參與到平臺治理中。他希望平臺和社會力量可以向“草根”主播提供一些資源，幫助他們通過更積極健康的方式實現盈利和自我表達。
吳力把希望寄托在女兒們身上，準備明年帶她們去北京的大學轉一圈。
“你爸這輩子算廢了，你們要好好學”，他常跟女兒們說�，F在他最樸素的愿望就是好好睡一覺，“等還完債，我要大睡3天！不直播，不看手機，睡醒就吃，吃完就睡”。
“這個行業(yè)是糟糕的，但這些人只是普通人”，董晨宇在結束調研后這樣總結。
最近，一批年輕的新主播也來到平臺，找吳力當對手打“PK”。和當年的吳力一樣，他們愣頭愣腦的、弄不懂規(guī)則，又野心勃勃。
面對他們的挑釁，吳力只是寬容地笑笑，讓自己的粉絲們幫他們點贊、關注。
他知道他們會碰見什么。他希望他們的路不再那么難走。
�。ㄎ闹型觖�、吳力、顧武、李飛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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