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左宗棠的心�。旱降资窃鯓拥�“要事” 比收復新疆更迫切？
開戰(zhàn)在即，左宗棠卻上疏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希望他們能臨陣換帥，他愿辭去本兼各職，待“要事”了結后再往軍前效力。
這份奏折遞到朝廷，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要知道，在此之前，為了收復新疆，朝廷付出了千般艱辛，做足了萬全準備，左宗棠本人也早早坐鎮(zhèn)肅州，為籌措物資、制定作戰(zhàn)計劃殫精竭慮。而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卻為了一件所謂的“要事”想推翻此前的一切籌謀。
到底是怎樣的“要事”，值得他舍棄大義，非要完成？
原來，在左宗棠西征前，千里之外的京師，光緒乙亥（1875）恩科正廣邀天下舉子同場競技。
左宗棠自20歲那年（1832）考中舉人起，此后便屢試不第。若非生在亂世，他大概也無甚機會獲得名臣曾國藩的青眼，以湖南巡撫幕僚的身份，被保舉入京，任四品京堂，加入湘軍，與太平軍作戰(zhàn)，在陣前掙得軍功，加官進爵。那么多年過去，盡管官至總督、大學士，但看著滿朝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的紅頂大員，左宗棠還是如芒在背。特別是在朝廷中，因派系斗爭，他遇到了以其功名出身作文章的政敵。這讓他更加堅信，要想消弭質疑自己的聲音，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會試、殿試上證明自己，用功名堵住悠悠眾口。
左宗棠的執(zhí)念，讓帝后犯了難。但，慈禧太后也清楚，大戰(zhàn)在即，臨陣換帥乃兵家大忌。既然左宗棠需要功名，恩賞一份榮耀予他即可。于是，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左宗棠獲賜進士出身，成為千年科舉史上的一個特例。
“要事”已辦妥，左宗棠盡情釋放出優(yōu)異的軍事才能，剿滅阿古柏勢力，一舉收復新疆，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作出了彪炳千秋的卓越貢獻。
左宗棠。圖源：網絡
01
在中國科舉史上，進士是殿試及第者的統一頭銜，也是功名的盡頭。一旦參試的舉人們通過會試、殿試，無論名次如何，都意味著他已經真正地步入了仕途，開啟為國效力的生涯。因此，對于許許多多“左宗棠”式的有識之士而言，考取進士是他們的終極目標，無論前路多么艱難，他們都會懷著一顆赤誠之心，期待有朝一日金榜題名。
然而，普通士子想從舉人躍升成為進士，需要經過一次比童試、鄉(xiāng)試更加嚴酷的資歷篩選。
明清兩代，參加殿試以前，符合資格的舉人們通常需要在禮部的組織下，參加一場全國性的士子大比拼，入圍者才有參加殿試的資格，直面君主，獲賜進士或同進士出身，成為正式的國家官員。而這場禮部試，即今人所熟知的“會試”。
依照規(guī)定，會試應在鄉(xiāng)試過后的第二年春天舉行，地點設在京師貢院。凡為當科舉人又或是前科落第舉人、入監(jiān)成為監(jiān)生者，皆可參加。
據學者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共開科201場。其中，明朝276年至少產出舉人102389人，而通過會試的舉人總數僅在24500人左右。到了清朝，舉人的數量進一步上升。在清朝入關后的267年間，總共誕生了至少15萬名舉人，最終得中進士者才26846人�？梢�，從人才篩選的角度上看，舉人要躍升成為進士，考試形勢相當殘酷，試后帶來的舉人功名停滯也成為上層社會的普遍現象。
“進士”牌匾，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實際上，這一結果并不符合朝廷改善用人機制、實現階層流動的初衷。因此，從明朝中葉起，朝廷有意拓寬會試、殿試的參與渠道，讓更多的舉人有機會脫穎而出。
比如天順八年（1464）正月，明憲宗即位，即下詔令“學官有由舉人署職九年考滿該升、年四十以下有愿會試者聽”。意思是給在職滿年限的、符合年齡且擁有舉人功名的學官開放應試會試的渠道，讓已經充任學官的舉人能夠有條件地參加會試，給予他們晉升功名的機會。這項詔令頒布一年后，朝廷再度拓寬教職舉人應試會、殿渠道。
成化元年（1465），朝廷又規(guī)定，凡教職舉人應試會試者，年齡由“四十以下”改為“五十以下”，只要“教官考滿到部”，符合應考程序，概可參考。后來，這項規(guī)定又從放寬教職舉人參考年齡拓展到放寬其任職年限，學官舉人原需任職滿九年方有資格參加會試，到成化末年改成了六年。到了清代，朝廷更進一步放寬舉人應試的渠道，規(guī)定“各省舉人，無論新科、舊科，凡無匿喪、冒籍、過犯、黜革、罰科等項，均準會試”。
改革的結果促成了舉人公平應試的機會，但也導致越來越多的舉人反復投身到會試的備戰(zhàn)中，考取進士越來越卷，得中概率越來越低。改革悖論由此可見。
02
明清會試的考試機制基本與鄉(xiāng)試、童試類同，除了執(zhí)行嚴苛的資格審查和鎖院程序外，選派高級別官員作為會試的主考官及同考官也是當時考場上的一大特色。
依照慣例，明清兩代的會試考官分為主考官、同考官、監(jiān)考官和知貢舉官。所謂同考官，即接受主考官統領的、專門負責評閱某經卷的考官，大概相當于各專業(yè)科目評卷老師。同考官所作出的批閱意見，將會直接影響主考官對該考生的印象分。所以，同考官應由具有翰林及進士出身背景的官員擔任，而會試的主考官則由更高級別的官員，如閣臣、軍機大臣等兼任。至于知貢舉官，從唐、宋以來就是朝廷“特命主掌貢舉考試”的職位，一般由具有名望的朝臣兼任，相當于會試考官們的“頂頭上司”，負責統管會試的一切事務。
由于會試中式后，舉子無論成績高低均可參加殿試，且殿試不再黜落參考人員，因此，能被選中為會試的主考、同考，對于官員本身而言，不僅是自己仕途上的能力體現，更是一次收納門生和發(fā)展未來官場人脈關系的絕佳機會。天啟五年（1625），內閣首輔顧秉謙、禮部尚書魏廣微和吏部尚書朱延禧三人在會試前就竭盡所能爭當主考。此三人中，顧秉謙、魏廣微兩人均是魏忠賢的“死黨”，唯朱延禧一人秉持公道。最終，經明熹宗出面，這起“幾近同室操戈”的會試主考爭端，才以顧、魏二人平分會試主考權收場。
大太監(jiān)魏忠賢。圖源：影視劇照
當然，對于參試的舉子們而言，他們身處其中，無論會試主考爭斗得如何激烈，都不太會對他們造成直接的不良后果。反倒是協助主考官的同考官以及知貢舉官，才是真正掌握他們命運的關鍵人物。
本來，知貢舉官作為全面負責會試考務的官員，并不具備干預或參與會試主考、同考衡文錄取的權力，但在朝廷官品級別的論資排輩上，知貢舉官往往比會試主考、同考身份尊貴，這就導致某些知貢舉官可以輕松接觸到考生的試卷，從而對最終取士結果產生直接的影響。明英宗、憲宗朝的禮部尚書姚夔，平日就喜歡提攜后進，與當世名士交游。成化二年（1466），他出任會試知貢舉，將這種個人偏好融入會試獎拔機制中，要求主考、同考多多留意名士們的投考試卷，一定要做好謄錄朱卷的工作，盡量不要讓朝廷背負“遺珠之憾”。
姚夔干預會試的出發(fā)點算是好的，可若遇上糊涂的知貢舉、同考官等，會試舉子們將前途未卜。徐珂《清稗類鈔》記載，同治年間，滇中名宿、舉人謝煥章進京參加會試，他文章寫得極好，義理深奧，文筆流暢。結果，遇到了一個姓李的同考官，此人墨守成規(guī)，閱卷時見卷子上居然沒有出現他看得懂的文章格式，便批出了“文理不通”四個大字，將謝煥章的試卷當廢卷處理，導致謝煥章此前考取的舉人資格，也因為他這次在會試中極差的成績，而被官方無情剝奪。
好在謝煥章參加會試前已經名聲在外，會試結果一公布，謝煥章的八大弟子就裹挾著輿論向朝廷施壓，迫使朝廷重新選人再評謝煥章的試卷，并嚴令受命的閱卷大臣必須實事求是，給天下士子一個交代。如此，謝煥章的舉人資格才得以重新恢復。
03
人為干預固然會對士子們的考試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有時候，制度因素同樣會產生無法預見的偶然性影響。左宗棠就是這樣的例子。
道光十五年（1835）三月，時年23歲的左宗棠第二次赴北京參加會試。
一代名將左宗棠。圖源：網絡
此前，在湖南鄉(xiāng)試中，他與其二哥左宗植均超常發(fā)揮，雙雙中舉。但他在隨后的會試中名落孫山。這一次再赴京會試，左宗棠的試卷寫得不錯，運氣卻屬實“太背”。清朝的會試錄取方法是“分省取中”，即在每科會試前由禮部統計各省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應考人數，根據“省之大小，人之多寡”的原則，以省為單位，由當科主考、副主考聯同各級學官商量調劑會試中式名額。按照規(guī)定，只要舉人被取中，即稱“貢士”；而貢士中成績最優(yōu)者，則會被冠以“會元”頭銜，一律保送至殿試環(huán)節(jié)，成為日后名滿天下的進士預備人選。
清朝會試采用“分省取中”體現了科舉考試的地域公平性，避免教育落后的省份“顆粒無收”，可這種照顧區(qū)域公平的制度考量，對于考生個體而言，或許恰是不公平的。左宗棠就如此不幸地被這項制度給“犧牲”了。那一年，他不偏不倚正好考中湖南省會試第十五名。而在當年的湖北省，赴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員額實在太少了，為凸顯科舉考試的公平性，朝廷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采取臨時措施，即從湖南省減少一名舉人的錄取名額，并將此名額調配至湖北。就這樣，左宗棠又一次與他夢寐以求的進士功名擦肩而過。
此后，左宗棠雖于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應戰(zhàn)會試，但成績始終不理想，這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即便后來他加官進爵，談及往事，依舊難以釋懷。
有人歡喜有人愁，就在左宗棠屢試不第的時候，他日后的“伯樂”曾國藩卻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清代名臣曾國藩。圖源：網絡
巧合的是，曾國藩也是參加道光十五年以及道光十八年兩屆科舉會試的湖南籍舉人。但與左宗棠隨兄應考、落第后憤而返鄉(xiāng)的結局不同，曾國藩一家對應試科舉的執(zhí)念更深。道光十五年，曾國藩首次參加會試，是承載著父祖的期盼而來的。在此之前，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前后17次參加童試，直到43歲才考中秀才，此后便將家族爭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曾國藩身上。首次會試失利后，曾國藩的心情十分低落，父親曾麟書鼓勵并勒令兒子必須留在京中發(fā)奮攻讀，隨時做好參加下一次會試的準備。
很快，道光十六年（1836），清朝迎來了皇太后六十壽誕。按慣例，每逢皇室慶典、帝后生日，朝廷便會特別開科考試，稱為“恩科”，以與平日三年一度的“正科”相區(qū)別。倘若恩科之年與正科會試之年恰好同年，朝廷則會實施“恩正并科”，即在這一年科舉考試中分兩榜錄取會試舉子，提高錄取率，擴大舉人晉升的資格面。曾國藩留京復習，僥幸獲得了這次恩科考試的資格，可還是未能如愿中式。
連著兩年在會試正科、恩科中落榜，曾國藩的心情跌到谷底，甚至開始懷疑人生。曾家雖比左家富裕，但充其量也不過是鄉(xiāng)間小地主。曾國藩兄弟五人，除了他，其余四人也被家族寄予厚望，父親、祖父都希望他們能突破讀書人的界限，成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因此，擺在曾國藩面前的 出路，也只有黯然回鄉(xiāng)，備戰(zhàn)下一科會試。
待到道光十八年，科舉會試臨近，父親曾麟書便日日奔波于親朋好友之間，替兒子借錢進京趕考。曾家親戚雖多是鄉(xiāng)間務農之戶，但對讀書改變命運的道理深信不疑，最終，曾國藩得以拿著父親眾籌而來的22吊銅錢，再次進京趕考。
考慮到身上的錢屬實不多，曾國藩對每一筆花銷都十分小心�？煽v然如此，抵達京師時，他身上的錢也僅剩最后三串。憑借這最后三串銅錢，曾國藩總算成功突圍，考取了當科貢士，獲得參加殿試的資格。
04
明清兩代，只要舉人得中會試，成為貢士，就意味著他可以參加殿試，隨后步入仕途，留名后世。
事實上，殿試并非會試的“升級考試”，而是會試的復試，旨在讓皇帝本人親眼看看大臣們?yōu)樽约哼x上來的這些天下優(yōu)才是否具備超越平常讀書人的治國才能。自明朝以來，只要會試發(fā)榜，朝廷便會編纂《會試錄》，“錄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zhí)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所以，中式會試后，也有部分貢士會選擇放棄參加殿試的機會，以貢士身份求職仕進。然而，這一小部分特立獨行的貢士，仕進之路并不好走。明初有一段時間急于用人，會試結束后沒有舉行殿試，便開始選官。據黃明光的《明代科舉制度研究》統計，有明一代，“會試中考取貢士的僅三十三人在朝廷中任職，僅占貢士總數的0.55%”。可見，在朝廷的取士機制中，以貢士身份步入仕途，在官場上仍然是相對吃虧的。
而殿試，作為一項直面君主的臨場面試，存在著諸多令士子們不得不注重的規(guī)則與限制。
明清時代的殿試，通常選擇在會試結束后的兩三天內進行，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要求應試者于開考當天黎明時分入宮，歷經點名、散卷、贊拜、行禮等各項繁文縟節(jié)后，方才頒發(fā)制策考題，讓考生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作出一篇符合要求的策論文章。
清代殿試試卷，現藏于中國科舉博物館。圖源：梁悅琛
按規(guī)定，凡會試錄取者皆可參加殿試，不論其考中會試的時間及場次，以此照顧因故未參加殿試的前科貢士。所以，在殿試的考場上，往往是前科貢士與今科貢士同臺競技。但殿試只會影響參試者的排名，不會影響他們的最終功名，因為明清時代的殿試已經摒棄了殿試設計之初的淘汰機制。
北宋時期，殿試曾實行過淘汰制。北宋學者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中記載：“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
眾所周知，宋朝是個尊重士人的政權，不殺大臣言事官，而宋初皇帝實行殿試淘汰制，勢必會引起落第士子的反彈。宋仁宗年間，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因殿試黜落而叛國投敵的舉子——張元。在殿試屢試不第后，“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的張元干脆鋌而走險，出走西夏，成為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的首席謀士，并在日后的好水川戰(zhàn)役中，獻計發(fā)揮西夏騎兵優(yōu)勢，采用“設伏圍殲”的戰(zhàn)法，讓宋軍吃盡苦頭。張元叛逃事件給北宋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嗣后不少大臣都認為，是殿試黜落的機制導致了這起災難性事件的發(fā)生。因此，殿試自此不淘汰參試者，“會試定去留，殿試排名次”成為慣例，并一直沿用至清朝。
雖然殿試不具有淘汰性質，但殿試的名次卻對考生將來入仕和升遷具有終身影響。為此，進入殿試階段的士子普遍都鉚足了勁，只為在此一篇三五百字的策論中，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獲得帝王青睞。明朝名臣于謙就有過這樣的打算。
永樂十九年（1421），在京城會試時，于謙考中了第一名，成為令人艷羨的“會元”。那時，明成祖朱棣正積極用兵漠北，為明朝開疆拓土，于謙遂在殿試策論中提起皇帝一向不愿過多闡述的窮兵黷武等話題。這次殿試，明成祖朱棣原想錄于謙為殿試第一，讓其做狀元。但在看到這篇策論文章后，朱棣將于謙貶至三甲第九十二名，讓其勉強夠得上同進士出身。
一代名臣于謙。圖源：網絡
不過，這種情況是極少發(fā)生的。按照成熟的殿試流程，皇帝根本無法通閱所有答卷，于是會讓大臣們遴選出十套最 的殿試試卷，這些卷子一如前面的鄉(xiāng)試、會試那般，均采取隱去個人信息的彌封方式謄錄。在此基礎上，會試的主考會綜合各方意見，進一步擬定狀元、榜眼、探花的人選名單，再供皇帝本人御覽。日理萬機的君主為圖省事，通常也會采納會試主考的建議，通過正式程序確定狀元、榜眼、探花的人選。只有在頭甲人選的姓名出現音韻、意義或字形上明顯犯忌諱，或者不夠文雅得體時，他們的名次才會發(fā)生戲劇性調整。
殿試結果出來之后，依照程序應該進入傳臚階段。所謂傳臚，就是向天下公布殿試結果，讓士子們揚眉吐氣、名揚四海。但，事實上，在進入正式傳臚之前，為保障選士足夠公平，皇帝還會在傳臚的前一天，于乾清宮內召見那十名最 的進士，此程序謂之“小傳臚”，相當于一次真正的“面試”——讓皇帝本人及讀卷大臣仔細端詳遴選出來的狀元、榜眼、探花等人，看看他們是否符合人物印象，有無形象猥瑣、有礙觀瞻等問題。
如果以上不良情況皆無，則經過小傳臚的進士將自此邁入仕途的光輝之旅。當然，倘若有人不把皇帝召見的小傳臚當回事，那么他原先所錄的名次，也很有可能會因此一面之差而出現天差地別。乾隆年間的進士潘奕雋便是如此。
在殿試之后，潘奕雋即被乾隆皇帝認定為狀元的 人選。對此結果，潘奕雋本人似乎也胸有成竹，于是考完試后，他便與另一名被欽定為探花的同考生一起到京郊香山一帶度假，乾隆皇帝派人請他出席小傳臚，他也沒去。最終，乾隆皇帝便將他的狀元及友人的探花名次一并奪取，僅以普通進士功名錄入朝中為官。事后，潘奕雋笑著說：“狀元三年一個，失何足惜？游山之興一發(fā)斷不可遇也。”此話一出，頓成美談。后來，同朝為官的劉統勛總是拿這段軼事跟潘奕雋開玩笑，稱他為“天子呼來不上船”大人。
畫中老者即潘奕雋侄子潘世恩，潘世恩于乾隆五十八年考中狀元。圖源：網絡
然而，與潘奕雋的豁達相比，大多數用盡一生精力“殺”上殿試的舉子，并沒辦法做到將功名置之度外。哪怕是被譽為“完人”的曾國藩，亦不能免俗。
考過道光十八年的會試后，他終于順利進入了殿試環(huán)節(jié)，并考取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殿試的名次分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即狀元、榜眼和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清朝時通常為四五十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清朝時通常為一百到三百人左右），賜同進士出身。
面對自己“同進士出身”的名次，曾國藩顯然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不甘。在他看來，“同進士出身”類似為給小妾抬房硬稱作“如夫人”，而自己就相當于“進士及第”“進士出身”者的小妾。即使官位相當，名分上總是差那么一截。因此，曾國藩后來恥于提及自己的功名，認為這是身上的一道瑕疵。
不過，放寬歷史的視野來看，無論是考取還是恩賜得中進士，曾國藩和左宗棠終歸是幸運的。在特殊的時代里，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躋身朝堂，建立不世功勛。任何歷史時期，即使得中狀元，其成就亦未過于此。
千古留名者，是因為他們的歷史功業(yè)，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科舉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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