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圖2

　　圖1為一張近年來公之于世的敦煌殘卷，編號為“羽019R-1”，為日本杏雨書屋所藏《敦煌秘笈》之一，內(nèi)容是《莊子·讓王篇》第五節(jié)“顏闔”的一部分。該寫本每行17字，前端文字殘斷嚴重。圖2編號為p4988，現(xiàn)存于法國國家圖書館，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908年從敦煌攫取的《莊子·讓王篇》，起自第三節(jié)“亶父”，至第五節(jié)“顏闔”的“國家，其土苴”，共28行，每行17字，前3行下殘，后3行上殘。全文字跡基本清晰，卷中有“世”字缺筆。兩相對照，兩古卷從紙型的斷痕到字體、內(nèi)容文字完全可以拼接；而兩卷背面均寫有《大目乾連冥界救母變文》，可見這兩份抄卷屬同一份文書斷裂所致。日本“羽019R-1”殘卷上蓋著“敦煌石室秘笈”的收藏印。

　　日本杏雨書屋所藏的敦煌寫本共有700余件，是最晚公之于眾的整批敦煌文獻，被學界認為是“敦煌學最后的寶藏”。其中最重要的432件均源自李盛鐸，“敦煌石室秘笈”就是他的收藏印。

　　這位李盛鐸（1858-1937），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清末到民國時期的版本學家，曾利用兩次因公出訪日本的機會開展訪書活動，購回了數(shù)千冊中國的“久佚之書”。

　　李盛鐸對前述432件敦煌古卷的“入手”開始于1909年。那一年，李盛鐸在清廷學部任職。9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北京，把他從敦煌“獲得”的部分寫本及文物展示給中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等均前往參觀、抄錄。為了避免敦煌古卷再遭遺失，學部命新疆巡撫何秋輦負責把殘存的古卷運到北京。1910年這批文物運抵北京后，何秋輦之子何震彝約同精通版本目錄學的岳父李盛鐸等利用職務之便，將古卷中的精品“取走”，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較長的撕裂成為數(shù)段湊數(shù)。根據(jù)李盛鐸自己編錄的《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記載，他“收藏”的敦煌寫本共有432件之多。此事雖被人揭發(fā)，但由于辛亥革命爆發(fā)，終于不了了之。

　　進入民國后，消息不脛而走，如王國維在1919年9月10日致羅振玉信中就提到：“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笈，聞之神往�！焙髞砣~恭綽于1921年11月組織了“敦煌經(jīng)籍輯存會”，邀請李盛鐸參加。到了1923年，抗父發(fā)表《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在綜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時，對李氏所藏敦煌文獻更有明確的報道。

　　1928年10月7日，一位名叫羽田亨的日本學者到天津英租界黃家花園家中拜訪了李盛鐸。這位羽田亨，精通十幾國語言和滿、蒙古、藏等多種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是元蒙史、古代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和敦煌學的 學術權威。據(jù)說訪問的當天，李盛鐸慷慨地展示了所藏的《志玄安樂經(jīng)》等一批敦煌古卷，還同意羽田亨抄寫其所需要的經(jīng)卷，并允許他研究后發(fā)表。

　　1937年李盛鐸去世后，國民政府教育部派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與李氏后人磋商，希望收購其藏書，但在價格上雙方相差甚多。雖然李盛鐸藏書最終歸于北大圖書館并保存至今，但其中并不包括敦煌古卷。據(jù)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央時事周報》刊登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所載，李盛鐸的敦煌古卷432件，已經(jīng)“以八萬元日金售諸異國”某氏。從此淡出了國人的視野。

　　另據(jù)日本學者后來考證，1936年，日本某“資金提供者”把李盛鐸的這批敦煌古卷交給了羽田亨。1938年羽田任京都大學總長后，將這些古卷保管在總長室，并進行了整理研究。1945年夏天，日本敗戰(zhàn)在即，為免遭戰(zhàn)火焚毀，“資金提供者”要求羽田將這些敦煌藏品于7月13和15日兩次送到大阪武田制藥的工廠中保存。到8月1日，藏品又被轉(zhuǎn)移到兵庫縣多紀郡大山村西尾新平氏宅的倉庫中。當時除了購自李盛鐸的古卷432件外，還有其他存于日本的寫本300多件，羽田亨分別編纂了《目錄》，并拍攝了照片。羽田亨去世后，照片被陳列在羽田紀念館，而李盛鐸舊藏的敦煌古卷和其他日本藏品一起被保存在日本杏雨書屋。

　　隨著各國學者對于敦煌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橫向合作的不斷開展，英國圖書館、法國國立圖書館、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都公布了各自所藏文獻的圖版。如今，在沉寂了多年之后，作為當今世界上的第五大敦煌文書收藏者的杏雨書屋，終于決定以《敦煌秘笈》之名將所藏敦煌古卷的內(nèi)容整理出版，預計全部內(nèi)容包括目錄1冊、圖版9冊。目前，隨著目錄冊、影片冊1、影片冊2、影片冊3的相繼面世，原本屬于個人的這批敦煌古卷終于和其他各國收藏的古卷一起，成為世界敦煌學研究中的組成部分。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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