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變法，但最為人稱道的，莫過于北宋時期王安石的熙寧新政了。不說別的，單革命領袖列寧一句“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之贊語，無疑給王安石戴上了一頂閃閃發(fā)光的冠冕。還有一些政治家、改革家的溢美之辭，又為新政增添了沉甸甸的砝碼。

　　記得年少時，我讀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文中義正詞嚴的詞句，更樹立了王安石改革家之崇高形象，使之聳立在我的心頭，經(jīng)久不摧。

　　直到新世紀之初，我讀到更多的資料，無情的事實，終于動搖了我心中一直很神圣的王安石變法，也喚醒了我的理智，我不能不壘起另一個結論，即一次極其糟糕的變法。

　　在諸多古代文士和官吏中，王安石一直是我較崇拜的一位。因為他是中國封建社會里， 不愿讓人抬轎的宰相，是拒奢拒納妾的宰相，也是 死后沒有任何遺產(chǎn)的宰相。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人敬畏了。何況他還有讓楊誠齋稱作“早餐”的無數(shù)絕句，有讓蘇軾也不得不嘆為“野老狐精”的《桂枝香金陵懷古》，有讓世人百讀不厭的《游褒禪山記》，有千秋絕調(diào)的短論《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敵蘇軾在敕文寫道：“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王安石無論人格、文格，都是一個大寫的儒者�？伤�的變法，只要稍知歷史真相，稍有良知的人，絕不敢恭維之。

　　想當年，朝中老臣，暮氣沉沉，畏事保守，不圖革新，這實在是北宋王朝的莫大悲哀。而年富力強的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歷經(jīng)摔打，曉暢國政民情，獨享天下大名三十余載。兼之他為人質(zhì)樸節(jié)儉，好學慎思，深通經(jīng)術，不嗜酒色財利，不以自身榮譽進退為意，端的是眾望所歸。早在數(shù)年前，他已上書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建言，無奈仁宗昏聵，一腔大志，遂成流水。

　　1068年，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繼大統(tǒng)，這為王安石擔綱變法帶來了無限曙光。神宗自幼痛惜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膝退讓，不滿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更焦心于國家財政日緊月蹙。他有意于富國強兵，以雪國恥，曾言“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而這正和王安石見解不謀而合。當王安石的萬言變法書呈上龍案時，神宗雙目為之放電，心為之怦動。他力排眾議，擢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籌備變法。

　　一場期待已久的變法拉開序幕，很快轟轟烈烈地鋪開。

　　可這是怎樣一場變法啊，且讓我們從“青苗法”和“市易法”入手，一睹其詳吧。

　　青苗法旨在青黃不接之時，貸谷于民，立息以償。此法王安石在地方為政期間，曾實驗過，現(xiàn)在不過同比例放大，不想?yún)s南轅北轍了。因為大多數(shù)農(nóng)民不識字，得花錢請書吏，再到衙門申請。不法書吏乘機作手腳，貪官污吏又層層盤剝。變法規(guī)定的二分利息，結果漲至35倍，農(nóng)民寧愿避開官府，“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

　　而官吏又采取一刀切的貸錢措施，下指標，硬攤派，實行權力尋租，以至農(nóng)民談貸色變。而市易法也是為農(nóng)民著想，擬收購農(nóng)民手中滯銷貨物，但結果演變成專收緊俏物，衙門淪為賺錢機構，乃至全官經(jīng)商，與民爭利。一時汴京的水果、芝麻都成為官府刮錢之物，連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交費，真是“食土之毛，莫得免焉”。

　　如此變法，自然遭到有識之士的責難。因此每次廊廟之會，都有一場辯論，辯論的中心就是新法，辯論的焦點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幾乎成為眾矢之的。而他卻大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并以為托詞，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之信念，執(zhí)意于新法。

　　這使人想到歷史上有些政治家光顧自己一逞抱負，變法變得快活，竟置老百姓生計于不顧，這樣的政治家當世人已抱怨，后世人若還謝之，豈非怪事！一切改革只有功在當代，才能言利在千秋，反之，絕無功利可言。

　　變法輿論鼎沸，阻力日大，作為主持變法的王安石，應該反思，檢索變法過程中存在的弊端，改進變法�？赏醢彩瘏s置若罔聞，居然實行大清洗政策，逐諫官，罷諫院，排中丞，貶御史。僅熙寧元年至四年，罷免了19位臺諫，以至“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guī)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

　　同時又專用“其親愛之人”，如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呂惠卿等人。

　　而這些人中李定、呂惠卿之流就是典型的小人。李定后伙同舒檀制造了“烏臺詩案”，將蘇軾投進大獄，關押達120天，后開赦貶至湖北黃岡。呂惠卿更是以誣告刑訊為能事，很為正人君子所不齒。

　　新法之初，為了封堵百姓輿論，竟在首都設巡邏兵丁，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zhí)而刑之，一時人心惶惶，冤獄遍野。

　　而最令王安石尷尬的是，他親手提拔的城門官鄭俠，卻率先向他發(fā)難。他將自己無數(shù)次目睹的慘景繪成《流民圖》。圖上無數(shù)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銜草根野果。許多人身披鎖械，瓦負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而酷吏威逼，怒目追索。且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并振言若新法廢，十日不雨，乞斬臣于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奏疏上達之日，神宗為之震驚，對新法也產(chǎn)生懷疑，禁不住責問起王安石來。

　　朝奏之事剛剛平息，東明縣民因不堪知縣賈蕃巧立名目的盤剝，糾集千余人進京上訪，圍住王安石府鬧事。神宗迫于情勢，只好宣布暫停新法，以平息輿論，寬慰民心。在新法暫停期間，呂惠卿等人挾私報復，將鄭俠關進監(jiān)獄迫害致死。次年王安石重新執(zhí)政，繼續(xù)推行新法，但終因遭到各方面反對和阻撓，王安石被罷相，退居江寧。

　　新政期間，國家財富已堆積如山，朝廷為之增設國庫32座，后又添20座。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叫國庫銀兩飆升，王安石政績開花。而這竟使“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無怪乎司馬光當面詰責王安石“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我們都知道在漫長的農(nóng)耕社會，一定時期內(nèi)天下財富總額是恒定的，不在官家在民家。而變法之“理”，卻把百姓錢財“理”進了官家口袋。如此變法，無異于強奪豪取。這使人想到當初變法指導思想的錯誤。

   投稿郵箱：chuanbeiol@163.com   詳情請訪問川北在線：http://dstu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