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和府兵制，是支撐唐王朝統一中原、恢復經濟、對外擴張的基本制度，但當這兩項制度被破壞之后，唐王朝迅速從鼎盛走向衰落。
【北魏開始的均田制】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中國北方當時陷入五胡亂華的長期混亂狀態(tài)，人口數量銳減，大片土地被荒廢，而勞動力被集中在城市或者地方豪強的莊園當中。為了維持自身統治，北魏拓拔氏實施了均田制這項“強國之策”，在統治區(qū)域給無地平民分配土地，恢復了統治區(qū)域的農業(yè)生產，并通過收取田賦和徭役實現國家財政的平衡。
這并非是一種出于公平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制度，只是為了維持統治，強制性的讓僅存的勞動力回到土地上的被動措施。當時的土地并不值錢，人少地多，勞動力反而是最寶貴的生產資料，所以分配的土地數量經常是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
北魏時期，男丁一人約分配80畝田地，女子減半；東魏和北齊男丁100畝，女子40畝；西魏和北周無論男女都是140畝。而按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一個成年男子沒有牲畜幫助，耕種20畝土地就幾乎到了極限。
北魏時期，無論男女，都是15歲視為成年，一直要勞作到70歲。后來隨著人口增長，才逐漸提高到18歲成年，59歲停止授田。（盛唐時期，授田時期是23歲到57歲的男子，這時已經是人多地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因此，均田制在開始時并非是一種進步的社會制度，而是壓榨平民勞動以維持王朝統治一種剝削制度，人民就是被捆綁在土地上的奴隸，是為王朝繳納賦稅的農業(yè)機器。
【均田制既是強國之策，又是亡國之策】
當然，當勞動力、可分配土地數量達到一個合適比例的時候，就是王朝最富有活力的時候，而且我們的先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超過了后人的想象。因此，采用均田制的北魏直到隋唐，都能夠在幾十年內實現人口的迅速增長，國家從亂到治實際上并不困難。
而一旦突破了勞動力和可分配土地數量平衡臨界點之后，人多地少，各種問題就將出現。能否處理好這些問題，就看當時的執(zhí)政者的水平了，之前的王朝存在時間短，沒等這個問題出現就已經改朝換代，而唐王朝被這個問題折磨了二百多年。
初唐時期，唐王朝對外擴張成效顯著，在北方塞外、西北、西域奪取了大片的土地，并開始了對南方地區(qū)的開發(fā)，有足夠的土地供國家分配。
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不高，新取得的土地大部分不適合農業(yè)生產，或者需要長期投入才能取得收益。加上初唐時期向新開發(fā)地區(qū)移民的措施不夠堅決，往往只是貶官或者罪犯才會被發(fā)配到邊疆。于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次窗口時期被錯過，如果李世民就開始堅決的實邊移民，并把這個政策當為一個長期國策來執(zhí)行的話，很多問題都將被緩解。而且也只是緩解，并不是徹底解決。
當然，李世民也無法預見到人多地少的問題將是讓自己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更無法預見到自己的后人能放任這個問題嚴重到這個程度。讓李世民在全國人少地多的情況下前瞻性的廣泛對外移民，那是把李世民當神仙了。
唐王朝制度上的缺陷使這個問題徹底失去了解決的可能，權貴階層通過各種手段享受減免稅賦的特權，地方政府又把這些稅賦減免轉嫁給自耕農。所以，一方面地方政府開始開墾山林之類的區(qū)域，造成了中原尤其是關中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農業(yè)生產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自耕農的負擔越來越重。
如此惡性循環(huán)，當自耕農承受不住這種負擔之后，拋棄土地成為他們的 選擇，這就是唐代普遍存在的逃戶現象。嚴重的地區(qū)甚至可以達到十之四五，《通典》中記載，天寶末期在籍人口數量約為5292萬人，另外還有高達一千三四百萬的逃戶人口。
這些逃戶，一些是跑到遠離唐王朝統治的深山老林中生活，一些以佃農的身份重新回歸農業(yè)生產，為集聚大量土地且有享受稅賦減免的權貴階層服務。如此下來，人口在增長，國家總的財富也在增加，但國家收不上賦稅，百姓生活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這個過程是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首先權貴階層自身有充足的勞動力，足以完成自家土地的農業(yè)生產任務，且享受減免稅賦特權，能夠更為迅速的積累財富。之后，這些家庭突破唐朝法律限制開始擴大土地面積，甚至是巧取豪奪，土地開始向這些權貴階層集中。為了保證這些土地上的農業(yè)生產任務能夠完成，這些權貴階層開始吸納農業(yè)剩余勞動力，把一些承擔不了稅賦的自耕農轉變?yōu)榈柁r。
如此循環(huán)，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唐王朝再無一畝可供分配的土地，均田制名存實亡。初唐時期這個問題尚不嚴重，李治和武則天時期開始凸顯，李隆基時期就已經到了不解決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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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種結合了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兵制優(yōu)點的制度，起源于西魏，興盛于初唐，在盛唐時期崩潰瓦解被募兵制取代。
府兵制的出現，是當時的西魏統治者宇文泰為了彌補兵源不足，放開了對治下農耕民族的武力束縛，允許一些地主豪強及其部曲進入軍隊成為正規(guī)軍。而長期戰(zhàn)亂也模糊了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統治階級的界限，成了一個為平息戰(zhàn)亂而戰(zhàn)的新的集體。
依靠最原始的府兵制，西魏在東魏強大軍事壓力下存活下來，并延續(xù)到了北周。這段時間府兵制最大的特點不是通過這種方式招兵，而是招募地方豪強成為將領，其手下私兵也成為正規(guī)軍，可以稱作“募將”。
逐漸，加入軍隊的農耕民族人數日益增多，西魏和北周的軍隊主體除了原有的鮮卑貴族之外，又有了大量的漢族中小地主和自耕農。這些人被分配了田地，且不需要繳納賦稅，參戰(zhàn)的 目的就是通過軍功獲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有理想的軍隊是無敵的，于是北周統一了北方，獲得了更多的土地，有足夠的田地和官位分封給有功之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尤其是小地主和自耕農數量增加，改變了以往依靠大地主之類的地方豪杰為主的“募將”方式，真正實現了兵源充足。
北魏一直到北周，這個階段府兵制的特點是兵農分離，農民只負責種地繳納賦稅，不負責打仗。而士兵不需要繳納賦稅，是職業(yè)戰(zhàn)士。
至于為什么不吸納最底層的無產者進入軍隊，我個人理解，一方面是有恒產者有恒心，以自耕農為主的軍隊是有歸屬感的，軍隊戰(zhàn)斗力和忠誠度都要高得多，不會輕易改變立場，而無田產者一旦戰(zhàn)敗就很容易被敵人吸納；另一方面，無田產者成為士兵要提供兵器、軍械，還要提供食物進行長期訓練，這些都是要花錢的。而把這些人變成農奴更為劃算，長期征戰(zhàn)必須一批人從事后方的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士兵們家中的田地也需要農奴來耕種。
北周武帝還做了一件滅佛的偉業(yè)，把大量被佛道寺觀占有的土地和勞動力解放出來，同時清查地方豪強隱匿的田產和人口，這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打土豪、分田地，北周也因此再一次實力增長。之后隋文帝楊堅摘了北周的桃子，否則北周在武帝時期已經具備了統一中原的實力。
【隋朝和唐初，是府兵制的鼎盛時期】
到了隋唐時期，府兵制已經發(fā)展成為“兵農合一”，自耕農成為王朝軍隊的主體，“戰(zhàn)時為兵、平時為農”，再也沒有農戶和軍戶的區(qū)別，軍即是民，民即是軍。雖然戰(zhàn)斗力可能比職業(yè)士兵弱，但人口基數大大增加，兵源有保證。
唐代府兵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中央宿衛(wèi)、邊境守衛(wèi)和地方警備。后來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三個功能也分別被禁軍、軍鎮(zhèn)（藩鎮(zhèn)）和團結兵（地方民兵）所取代。
根據《新唐書》中記載，府兵需要自行負擔大部分普通武器裝備，包括弓、矢、橫刀、楯（盾）、短矛、被服，甚至是一部分糧食，平時士兵自行購買并儲存在當地軍府武庫當中，士兵服兵役時再提供給士兵。
而國家提供的武器裝備稱為“私有禁兵器”，包括甲、弩、矛、槊、具裝等�！短坡墒枳h》中明確規(guī)定不允許民間擁有這些武器裝備，平時也是儲存在武庫當中，根據士兵的所出勤務發(fā)放使用，任務完成后收回武庫。
所以，唐朝的府兵要用自己的家庭收入購買普通兵器，甚至可以購買私人馬匹。需要服役的時候，府兵從地方府庫領取自己的普通兵器，行軍到服役地點，再根據具體任務領取特殊武器。服役期結束，這些府兵交還特殊武器，攜帶自己的普通兵器回到家鄉(xiāng)，再把這些普通兵器交回地方武庫，府兵又變成了普通農民。
因此，初唐府兵制鼎盛時期，數十萬府兵幾乎不用國家負擔，軍費僅占國家財政全部支出的二十分之一，這和北宋時期募兵制國家財政七成以上用于軍費有天壤之別。
初唐時，府兵制兵源充足，甚至可以擇優(yōu)挑選士兵。比如家庭富裕程度差不多的選取更強壯的，身體素質差不多的選家庭富裕的，財富和身體條件都差不多的選家里男丁數量多的，違反這種選兵原則的軍官還將受到處罰。
這種情況，只有在初唐這個有大量自耕農團體存在的社會才能實現，也奠定了初唐時期天下無雙的漢人武功。
李世民的千古一帝地位，很大程度是均田制制度下勞動力和國家可分配土地數量剛好處在一個最合理的平衡點上。并且李世民戰(zhàn)略思路清晰，對外擴張積極、靈活、主動，擴張效果良好，又使這種平衡能夠更加持久。
這個時期，均田制培養(yǎng)了大批自耕農，自耕農享受國家政策實現人口增長、家庭富裕，又為府兵制提供了大量優(yōu)質兵源，而府兵強大戰(zhàn)斗力又能開拓出更多的土地實現均田制。一個完美的循環(huán)出現，這才是初唐在國家統一不久就能吊打周邊各國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土地兼并是中國古代王朝滅亡的大殺器的話，府兵制+均田制就是王朝興盛的超級武器。
【均田制被破壞，帶來了府兵制的崩潰】
均田制和府兵制打造了最強大的初唐，也把唐王朝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推到了頂峰。但滑稽的是，之后唐王朝經濟越來越繁榮，卻越來越負擔不起支撐王朝發(fā)展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兩項基本制度了。
武則天時期，唐王朝的均田制已經開始失效，逃戶問題凸顯。而武則天在這方面是毫無概念或者無心解決，于是這個問題持續(xù)存在，并越來越嚴重。但當時府兵制仍然可以勉強維持，任何一個想反抗武則天的人，包括徐敬業(yè)和李沖、李貞，只能自己招募軍隊，無法調動府兵一兵一卒，所以武則天能當上女皇帝是趕上好時候了。
李隆基繼位之后接手了一個爛攤子，逃戶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于是，李隆基任用宇文融等一批在史書上評價不高的“聚斂之臣”，采取括田檢戶這種技術手段緩解了這個問題，開元盛世得以出現。同樣也只是緩解，并非徹底解決。
但哪怕只是緩解，效果也是如此的明顯，當年李世民和李治父子二人二十年時間滅了高句麗，得到七十六萬戶人口，而宇文融僅僅靠田地人口普查就得到了八十萬戶人口，相當于取得了一場滅國之戰(zhàn)的勝利。
滅高句麗的李績和薛仁貴被千古傳頌，而取得同樣功勞的宇文融，卻因為動了某些人的奶酪而被口誅筆伐上千年。
正如高句麗得而復失一樣，宇文融的這場經濟戰(zhàn)役的勝利果實也沒有維持太久。畢竟他只是采取技術手段在權貴利益集團壟斷國家經濟的大潮當中投下了第一塊石頭，李隆基沒有繼續(xù)跟進，于是，在開元末期一切就已經恢復如前，逃戶問題在被暫時緩解之后，再一次勢不可擋的沖擊著唐王朝統治的基石。
最直接的現象就是府兵制失去了作用。
開元末期，各府兵折沖府已經無兵可交，貞觀年間還可以擇優(yōu)選兵，短短幾十年過去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不得不說李治和武則天這兩口子把國家治理的太好了。
沒有兵員補充，大唐王朝的軍事力量降到谷底，連李隆基的禁軍都出現了問題。于是，只得飲鴆止渴，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并開始允許各道節(jié)度使自行募兵，又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有兵了。
募兵制并不是一項壞的政策，甚至是一種歷史發(fā)展趨勢，前提條件是中央政府對經濟有足夠的控制能力。而包括盛唐和后世的北宋都沒有這個能力，盛唐之后藩鎮(zhèn)割據，北宋被軍費壓力拖垮、積貧積弱，都是政治問題帶來的經濟問題造成王朝覆滅。
對于李隆基來說，募兵制需要花錢，中央財政又無力承擔，只能給地方節(jié)度使賦予地方財政權，把藩鎮(zhèn)這頭猛獸徹底的解放出來。效果同樣立竿見影，短短十余年后，盛唐被安史之亂摧毀。
這是李隆基治國水平的具體體現，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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