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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拜擅權專政不正,但是他確實是有大功于大清王朝的。
鰲拜,全名瓜爾佳·鰲拜,是努爾哈赤時期“開國五大臣”之一的費英東的親侄子。
皇太極登基后金大汗后,鰲拜開始在軍中嶄露頭角。每逢作戰(zhàn),鰲拜是身先士卒、作戰(zhàn)勇猛,完全可以與他那被人稱為“萬人敵”的叔叔費英東相媲美。也正是因為如此,鰲拜深得皇太極的信任和器重,就此被提拔了親兵隊長。
崇德二年(1637)的“皮島之戰(zhàn)”,可以說是鰲拜人生重要的轉(zhuǎn)折點。他率領著“敢死隊”,頂著明軍密集的炮火實現(xiàn)搶灘登陸,成為清軍順利奪下皮島的關鍵。而他也因為在此戰(zhàn)中英勇的表現(xiàn),被皇太極賜予“巴圖魯”稱號,鰲拜在兩黃旗中的聲望也是與日俱增。而在之后的明清“松錦大戰(zhàn)”,以及清軍入關后征討李自成、張獻忠,以及橫掃南明小朝廷的戰(zhàn)爭中,鰲拜均立有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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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驟然崩逝。在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與皇太極之弟、睿親王多爾袞的皇位爭奪戰(zhàn)中,鰲拜與索尼等一眾兩黃旗的高級將領,堅定的站在了豪格一邊,并且在豪格陷入劣勢的時候,甚至要以死相拼來力挺豪格。
“吾輩食于帝,衣于帝,養(yǎng)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于地下。”
最終,在鄭親王濟爾哈朗提出由皇太極的另一位皇子福臨繼承皇位后,鰲拜等人這才安穩(wěn)下來,并紛紛表示擁護和支持。
可以說,皇太極的皇位能夠安穩(wěn)地傳給皇子,進而將皇位保留在皇太極的世系下,鰲拜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也正是因為如此,多爾袞對于鰲拜是非常的嫉恨。在“多爾袞專政”期間,鰲拜曾三次遭受多爾袞的打擊和報復,甚至還險些因此喪命。然而,鰲拜卻沒有選擇屈服,他繼續(xù)堅持與多爾袞抗爭,最終在多爾袞去世后,鰲拜得到了順治皇帝的敬重,被重新委以重任。
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去世,鰲拜與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被順治皇帝任命為“輔政大臣”,共同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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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鰲拜雖然擅權專政,然而也正是在鰲拜等人的“帶領”下,大清王朝度過了危機時刻,同時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首先是軍事層面上。
在西南戰(zhàn)場上,吳三桂深入緬甸,成功俘獲并絞殺了永歷皇帝朱由榔,徹底蕩平了南明勢力;東南沿海戰(zhàn)場,鄭成功集團也被徹底“驅(qū)趕”出了大陸,就此盤踞在臺灣島上隔海相望;其他各地的反抗勢力也極盡掃滅。至此,明末清初長達數(shù)十年的大規(guī)模戰(zhàn)亂局面結(jié)束,國家恢復到了安定狀態(tài)。
其次是在政治上。
康熙皇帝登基之初,鰲拜等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懲辦了吳良輔,并一舉取締了“內(nèi)廷十三衙門”,徹底斷絕了清朝出現(xiàn)宦官專政的可能。而在吏治上,鰲拜嚴格執(zhí)行“四格六法”的官員考評辦法,精簡官員隊伍,提升衙門辦事效率。同時,鰲拜還專門制定法令,嚴厲打擊貪污腐敗。
再次就是在經(jīng)濟上,鰲拜提出了兩項影響深遠的政策。
其一是“湖廣填四川”,這為四川人口和經(jīng)濟的恢復與發(fā)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其二是實施“更名田”制度,有效地提升了底層農(nóng)民的積極性,從而帶動了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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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鰲拜確實為大清王朝做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無論是在戰(zhàn)場上,還是在朝堂上,鰲拜都承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他的飛揚跋扈、目無君主,結(jié)黨營私,擅權專政,也令康熙皇帝感到了不安,這才有了“智擒鰲拜”,將權力收歸手中。只不過,鰲拜就是再張狂,他貪戀的只是權勢和地位,并沒有想過要謀反,也沒有想過取康熙而代之。
而這也就成為了日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為鰲拜進行“平反”,并重新厘定功過是非的基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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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為鰲拜“平反”,是因為他認識到自己確實做得太過了。
的確,康熙在年輕的時候就表現(xiàn)出了極強的果敢與魄力,可他的年輕氣盛、做事考慮不周也在日后遭到了詬病。
這一點在兩件事情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第一件事情就是康熙在沒有做好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就以雷霆手段裁撤掉了以吳三桂為首“三藩”,這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是“三藩之亂”的導火索,并且讓整個清軍在戰(zhàn)爭初期處于全面劣勢,整個大清王朝甚至都遭遇到了覆亡危機。對此康熙是難辭其咎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以極為嚴厲的方式處置了鰲拜,讓鰲拜徹底的身敗名裂,畢竟鰲拜沒有謀反之心,卻最終承擔上了最為嚴苛的罪名,而也最終使得鰲拜心灰意冷,被囚禁兩個月后就在獄中郁郁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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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為鰲拜的家人洗脫了罪名,并重新啟用了鰲拜之孫達福。
其實這個時候,人到中年的康熙皇帝已經(jīng)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只是礙于情面,同時顧及到自己的帝王威嚴,不好直接為鰲拜“平反”,所以只得在鰲拜的家人身上進行彌補。
當然,康熙直到這個時候才對鰲拜的家人有所表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將“智擒鰲拜”的第一功臣,同時也是常年位居“百官之首”的索額圖活活餓死,可以說為“平反”鰲拜鋪平了道路。畢竟康熙作為帝王不會犯錯,那如果鰲拜沒有錯,犯錯的就只能是索額圖。與此同時,“九子奪嫡”的趨勢已經(jīng)愈發(fā)明顯,而朝中也因為黨爭而早已是烏煙瘴氣,更讓康熙感慨良多。
而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又追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算是他為自己的年輕氣盛,向鰲拜進行著道歉。
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二廢皇太子”,對于康熙來說,反省自己年輕時期的“錯誤”,似乎成為了他這一時期的重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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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為鰲拜“平反”,更多的還是出于政治統(tǒng)治的考量。
雍正五年(1727),雍正皇帝恢復了鰲拜一等公的家族爵位世系,雍正如此行事,還是為了其皇權穩(wěn)固的需要。
一方面,此時的雍正剛剛處理完包括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等一眾自己的“政敵兄弟”以及鄂倫岱等眾多自己的反對者,同時還拿下了年羹堯、隆科多等對自己有功之臣,雍正需要借助恢復鰲拜的家族爵位,從而為自己爭取一些輿論主動,以安定人心。
另一方面,雍正這也是在積極安撫和拉攏朝中大臣,特別是那些“名門之后”,借此昭示自己的懷仁之心,使得其能夠改變對于自己的態(tài)度,安心為自己效命,以維系皇權統(tǒng)治。
至于雍正皇帝在雍正九年(1731)的時候,將鰲拜家族的爵位加封為“一等超武公”,更多的還是對在西北戰(zhàn)場上光榮戰(zhàn)死的鰲拜之孫達福的肯定與表彰,同時也要通過此繼續(xù)激烈朝臣與前方將士的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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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對于鰲拜舊事重提。
“鰲拜當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骫法,邀結(jié)黨羽,殘害大臣,罪跡多端,難以枚舉。”
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將鰲拜的家族爵位世系又改為了一等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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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乾隆皇帝此舉也是出于政治統(tǒng)治的考量。
一來,這時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非常穩(wěn)固,他需要的是樹立“忠君愛國”的意識,于是這才有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后編撰的《貳臣傳》和《逆臣傳》。而鰲拜畢竟是有過飛揚跋扈、擅權專政的行為,這是乾隆皇帝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才會將鰲拜列為了“反面教材”。
二來,乾隆皇帝崇拜康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因而雍正過分抬高鰲拜地位的舉動在乾隆看來是對康熙的“指責”,況且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已經(jīng)為遭到雍正懲治的胤禩、胤禟進行了“平反”,再次“推翻”自己父親雍正的決定,也似乎成為了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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