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時期更是備受稱頌，司馬遷曾描繪這一時期的人民生活：“百姓無內(nèi)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社會安寧，政治清簡，人民安樂，生活幸福，儼然一幅桃源盛世圖。它的產(chǎn)生，司馬遷認為源于漢文帝本人“德至盛也”、“豈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實到具體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記載，歷史上的仁君漢文帝有諸多嗜好。他好游獵，有一段時期“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至于“一日再三出”，賈山曾為此切諫;他也好馳騁尋求刺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并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

　　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關系到國家社稷安定的話，讓文帝放棄了個人嗜好，虛心改正。后來有人獻千里馬 ，文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并命令“省廄馬以賦縣傳”，減省御馬以供給普通郵遞。

　　由此可見，賈山、袁盎的進諫不僅當時為漢文帝采納，而且此后為他自覺運用，在國家利益與個人嗜好之間，國家利益至高無上。不但能克己以從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能抑己惡——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負性情感——以從善。如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斷為“一人犯蹕，當罰金”。

　　而因受驚嚇而惱怒不已的漢文帝認為處罰過輕，為之大怒，但當張釋之以法為準繩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良久”二字凸顯出文帝內(nèi)心“私我”與“公法”斗爭的程度，最終他卻能去掉帝王的尊嚴而遵從國法，承認張釋之裁斷正確。

　　文帝可謂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踐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處事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為社會日臻于和諧打下堅實的基礎。

　　舊兼新以盡臣才

　　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并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wèi)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宋昌領南北軍直接保證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nèi)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并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隨文帝從代地來的大臣外，不可忽視的勢力是高祖劉邦的一批老臣。就當時的情勢而論，陳平、周勃等高祖舊臣閱歷多、資歷長，身居要位，德高望重，為國家的穩(wěn)定與前途計，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先后被文帝任用為相。后來，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和薦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軍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記》載：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時以勇健材力見長的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為河東守，欒布為將軍，陸賈出使南越再建功勛，召田叔咨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云中守，可見文帝對高祖劉邦舊臣都能量才任用，人盡其才。

　　但漢文帝又不止于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賈誼為博士，第二年初，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由此開始，漢文帝或通過舉賢良征辟，或直接咨詢，或間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

　　如賈誼由博士一年中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由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遷為博士，后拜為太子家令，后又因?qū)Σ吒叩谶w為中大夫;張釋之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由于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馮唐因論將有味，文帝令他持節(jié)云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文帝起用的這些人，其言行或職任對文帝朝政治、經(jīng)濟、邊防、軍事可謂有巨大的影響。班固《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nóng)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zhì)，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yè)，畜積歲增，戶口浸息。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是對漢文帝朝刑法罕用的總結，同時于其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帝根據(jù)時代社會的特點，用人以舊兼新的特質(zhì)。老臣“少文多質(zhì)”以持重，穩(wěn)定社會，致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人銳意革新，明鏡高懸，文帝兼兩者而參之，取于時可用者有條不紊地先后采用，使大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

　　懷與安以置諸侯

　　漢文帝常被認為在對待諸侯問題上至少錯誤有二：一是驕縱淮南王長、吳王濞等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采納和貫徹賈誼、晁錯等人削藩的建議。其實這些都是不能體察文帝所處具體時代的浮泛之論。漢文帝在位之時，正值匈奴強盛，假如文帝真對諸侯大動手腳，內(nèi)憂與外困必然使國家風雨飄搖，所以匈奴問題使文帝必然只能懷柔諸侯。

　　加之，文帝時高帝劉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從文帝的一則詔書便可看出：“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wèi)尉足等十人四百戶。”至于如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謀。正是他們的合謀使呂后的陰謀不能得逞，同時也是他們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諸侯成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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