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攀登》
王育琨著
機械工業(yè)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劉博明
政治是管人之事,是一門非常高深的學問,可伸延至管家、治國以及治理世界。道家之“無為而治”是 境界,在東方文化有之,這天人合一,與宇宙合一的目標,西方文化并未“演進”到這種境界,非其不能也,因西方人同樣是人,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只是他們的開頭路是走了另一方向,向外界,向自然界進發(fā)探討,少了內(nèi)視、內(nèi)觀、內(nèi)明(西方也有很多修行人,但由于他們局限在某個宗教“場域”的層面,大部分修行者是靠“他力”,少了內(nèi)觀。)而演化到今天之科學文明,但卻失去了自我、真我,不能從“我執(zhí)”中解放出來。正如老子所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所踏出的第一步是朝哪一個方向,如何定位?很多人(也包括東方人)渴望從宗教中得到救贖,得到解脫自由,但往往被宗教、被自己的無明愚昧束縛得比那騎士的盔甲更堅實,牢不可破。縱使人類有很偉大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明,以及有崇高的理想,正如尼采與梁漱溟已指正的那樣:“人類不是渺小,是悲慘,是悲劇!,因為人受限于自己無明的心,可幸尚未到絕望,尼采鼓勵人們要成為“超人”,突破小我和自己。
日本出了一位智者和偉大的實踐家——稻盛和夫,追本溯源,追索他的思想行為的民族根源如下:日本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大和民族也經(jīng)歷了不少苦難,遷徙跋涉,掙扎生存,把自己鍛煉成為勤奮好學、堅忍不拔的民族,在不斷吸收外來 文化的同時,亦能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日本文化因為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釋、道之各深層影響,才成就了日本文化之深度之廣度的發(fā)展,融入日本社會各個層面的表達,例如:禪道、書道、茶道、花道、劍道、柔道、商道,尤其是禪道。稻盛和夫正是活在這樣的文化“場域”里,吸收了儒、釋、道在生活中的精華,受到中國明代王陽明心學 “敬天愛人,天理即良知”思想的啟發(fā),在經(jīng)營企業(yè)的實踐當中,頓悟得道的生命智慧和稻盛經(jīng)營哲學:“敬天愛人,力行正道,垂直攀登”,這正是他的精明可貴之處和偉大的貢獻之所在。
在當今的中國人之中,很難找到像稻盛和夫這樣的覺悟者——入世、身體力行、垂直攀登、成就卓著、影響世界的實踐家和企業(yè)家,這正是中華民族之“禮失求諸野”的悲哀!
育琨先生在本書中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基于他意識到東方哲學與中國文化的深厚功力,通過實踐、空間、歷史、地域、綜合視野的創(chuàng)新整合,達致一種“立體動態(tài)觀”,而非一般的線條觀、平面觀。中華民族累積了數(shù)千年的艱苦奮斗和不懈努力,無數(shù)生命的犧牲,才達到儒、釋、道三家的融和,從而對世界人類有其不朽的貢獻。不用儒、釋、道圓通之修為境界,不足以解決最終極之人生宇宙問題。
放眼所謂現(xiàn)代文明社會,由西方資本主義萌芽,以所謂自由民主思想作主導,僅兩、三百年的時間就已在經(jīng)濟和精神領(lǐng)域瀕臨破產(chǎn)邊緣。人類集體意識迷失,人生失去方向,盲目追求自我主義,法律與人權(quán)均圍繞著保護“私我”與強化“我執(zhí)”,糾糾纏纏,為了金錢與利益,父子兄弟可以成仇,夫妻可以反目,慣以“人”為中心,且歌頌了以物質(zhì)金錢為社會地位和成功的標準,發(fā)展成為極端個人主義,引伸起一系列嚴重的“人類問題”,再伸成為“世界問題”。這是因為人類置其它生物與自然環(huán)境而不顧,喪失了“敬天愛人”的敬畏之心和慈悲之心,任意殺戮生命與過度開采和踐踏自然資源,形成很多負面能量的“場域”,如不臨崖勒馬,必然加速這個美麗地球的滅亡,這是西方的功利主義和自私自利的管理模式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解決方案在東方哲學思想里可尋找到答案,實踐者如稻盛和夫及其同仁已經(jīng)把答案體現(xiàn)了出來。
當下的中國企業(yè)家,應以包容之心、互生之德、創(chuàng)新之舉,承古開今,融匯中西,不迷信、不自卑、不自大,打開心性,自覺覺他,敬天愛人,互度共生,力行正道,垂直攀登。當然,借鑒稻盛哲學緣起之法,形成中國企業(yè)自己的哲學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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