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

 

　　從“大秦使團”到“拂菻使臣”

 

　　在中國歷史文獻中， 有據(jù)可查的歐洲“使團”，是東漢永元十二年（100）抵達中國的“馬其頓使團”。按《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載：“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nèi)附，賜其王金印紫綬。”據(jù)楊共樂考證：所謂“蒙奇、兜勒”國，實際上是“馬其頓”的中文音譯（《羅馬史綱要》，商務(wù)印書館，2007）。當時的馬其頓地區(qū)屬于羅馬帝國（前27-395，中國稱其為“大秦”）。公元1世紀的中國正處于東漢末年，漢和帝劉肇（79-105）向到訪的“馬其頓使團”贈送了包括金印紫綬在內(nèi)的許多珍貴禮品，以示榮寵。然而，這個“使團”的真實性卻存在疑點。迄今為止，在羅馬帝國的任何官方文獻和私人文書中，都無法找到這次遣使訪華的歷史記錄。在沒有進一步證據(jù)之前，我們可以推測：該使團很可能并非羅馬帝國官方派遣，僅僅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馬其頓商人假托政府之名，“入貢”漢朝，希望藉此謀求商業(yè)利益。盡管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這個使團存在諸多疑問，但毋庸置疑的是：這批人畢竟是中國文獻記錄中經(jīng)過絲綢之路造訪中原的第一批歐洲訪客。遺憾的是，他們的名字被掩埋于歲月的黃沙，不得而知。

 

　　除“馬其頓使團”外，東漢永寧元年（120）和東漢延熹九年（166），又有兩批“大秦人”先后抵達中國。第一批是隨同撣國使臣入覲漢廷的“海西幻人”。公元97年前后，撣國國王雍由接受東漢朝廷冊封，并將“海西幻人”作為“貢物”進呈御前（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Heou Han Chou, T’oung pao, May, 1907）。“海西”即“大秦”之別稱，因漢代人認為羅馬在西海之上，故得此名；而“幻人”則類似于今天的魔術(shù)師加雜技演員。但是，這類“隨團雜耍藝人”的身份難以確定：究竟是掌握歐洲魔術(shù)、雜技技巧之人？還是其確實來自羅馬帝國？無人可以給出肯定的答案。與“海西幻人”相比，第二批來訪者的規(guī)模更大，在歷史上也更為有名，這便是來自大秦的“安敦使團”。安敦系中國人對羅馬帝國安東尼王朝（Antoninus Dynasty，96-192）的稱呼，當時在位的君主是被譽為五賢帝之一的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據(jù)《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安敦使團于漢桓帝統(tǒng)治時期抵達中土，向東漢政府贈送了象牙、犀角和玳瑁等禮物。那么，這個使團是不是絲綢之路上的首批歐洲訪客呢？作為入覲漢朝的使團，《后漢書》等文獻中確實有相關(guān)記載，可語焉不詳，只寫道該使團“自日南徼外”而來。然而，其所進呈的象牙、玳瑁等禮品，并非歐洲特產(chǎn)，倒像是出自南亞或東南亞之物。對于該事件，學(xué)界的認識比較統(tǒng)一：所謂“安敦使團”，應(yīng)該與永元年間的“馬其頓使團”相似，是活躍于南亞、東南亞一帶的商人托名假扮。東漢中葉短短六十馀年間，先后有三批“大秦人”造訪神州。盡管上述各使團存在許多信息缺失，使我們不得不將其排除在“絲綢之路上的歐洲訪客”名單之外；但自張騫“鑿空”之后，華夏文明開始透過絲綢之路與歐洲文明進行接觸與交流，卻是不爭的事實，并由此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兩漢以降，三國鼎立，動蕩、分治的歷史大環(huán)境使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得不到保障，東西方之間的交流近乎停滯，僅在西晉太康年間（280-289）、北魏延和年間（432-435）各有一次“大秦使團”造訪。待到李唐王朝定鼎長安，海內(nèi)一統(tǒng)，各種冠以“使團”名號的訪客再次沿著絲路自西徂東，紛至沓來。然而，中國典籍不再將其國稱為“大秦”，而是代之以“拂菻”之名，即拜占庭帝國（The Byzantine Empire，東羅馬帝國的別稱，395-1453）。筆者梳理了兩《唐書》等文獻中關(guān)于“拂菻使臣”的記錄，凡五次：太宗貞觀十七年（643）、高宗乾封二年（667）、武周大足元年（701）和玄宗開元七年（719）兩次。然而，相對于遠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拂菻使臣”由帝國亞洲部分的塞姆將軍派往唐朝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在于“煽動中國牽制新崛起的阿拉伯人”（Henry Yule，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London，1913-1916）。無論唐王朝是否同意拜占庭的結(jié)盟邀請，其與阿拉伯帝國的沖突都難以避免。8世紀中葉，安西節(jié)度使高仙芝與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50-1258）呼羅珊總督阿布·穆斯里姆（Abu Muslim，718-755）派遣的軍隊會戰(zhàn)于怛羅斯。這場爆發(fā)在絲綢之路兩強間的軍事沖突，以唐軍勢力逐漸從中亞收縮而告終；而歐洲與中國的相互了解和交通自此中斷了至少四個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落下帷幕。

 

　　為胡椒與靈魂的救贖

 

　　13世紀初，成吉思汗（1162-1227）在斡難河畔建立蒙古汗國，兵鋒橫掃歐亞內(nèi)陸，客觀上保障了絲綢之路的安全，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交互往來。正如英國漢學(xué)家赫德遜（G.F.Hudson,1903-1974）在《歐洲與中國：從最早時期至1800年的雙邊關(guān)系概述》（Europe &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中記述的那樣：“從（頓河河口）的塔納（Tana）到中國，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一路上都平安無事。”（〔英〕G·F·赫德遜著，王遵仲、李申、張毅譯，何兆武校《歐洲與中國》，中華書局，1995）正是這個被西方人譽為“蒙古和平”（Pax Tatarica）的時期，為第一位歐洲訪客通過絲綢之路抵達中國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那么，這位訪客究竟是誰呢？促使他萬里來華的內(nèi)在動因又是什么呢？讓我們先翻開歐洲文獻：19世紀，長期從事中國學(xué)研究的亨利·裕爾爵士（Henry Yule，1820-1889）撰寫了一部《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見聞錄》（Cath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London，1913-1916）。據(jù)其考證，第一批到達東方的歐洲先行者凡四位，分別是約翰·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生卒年待考）、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和若望·孟特戈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除馬可·波羅屬于商人兼旅行家之外，其馀三位均為身負宗教和政治雙重使命的傳教士：一方面規(guī)勸蒙古等民族皈依受洗；另一方面，與強大的東方國度結(jié)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

 

　　在此四人當中，柏朗嘉賓 到達東方，被譽為東西交通先行者。南宋淳祐五年（1245），他受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1195-1254）之令，攜帶密信出使蒙古。據(jù)柏朗嘉賓在《蒙古行紀》（Histoire des Mongols）中的回憶：他于次年4月抵達欽察汗國（Qipchaq ulisi，1242-1502），成吉思汗的長孫賽音汗（Sayinqan）——博爾濟吉特·拔都（1209-1256）待他甚為友善，不僅派譯者將教皇信函翻譯為蒙古、斡羅思和“回回”三種語言，而且派人將他們護送至蒙古都城哈剌和林（Karakorum）。在參加完貴由汗（Guyuk，1206-1248）的登基典禮后，柏朗嘉賓攜帶大汗給教皇的復(fù)函匆匆返回歐洲。

 

　　繼柏朗嘉賓之后，東來布道者是魯布魯克。他本名紀曉姆，出生在佛蘭德斯魯布魯克村，成年后伴駕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左右。南宋寶祐元年（1253），他奉路易九世密令出使蒙古宮廷。和柏朗嘉賓一樣，魯布魯克首先前往欽察汗國拜會了拔都，并跟隨其一道前往哈剌和林。蒙古治下的絲綢之路各處都設(shè)有驛站系統(tǒng)，確保了交通暢通和商旅安全。魯布魯克一行的東來之路頗為順利，于1254年成功覲見蒙哥汗（Mongke，1209-1259）。但是，當他表示希望可以留下傳教布道時，遭到大汗婉言謝絕，僅僅允許其留居兩月以避嚴冬。事實上，魯布魯克在蒙哥處一直滯留了八個多月，這使他可以較為從容地搜集、記錄蒙古的宮廷、節(jié)日以及一切令他著迷的東方風(fēng)物。歸國后，這位路易九世的寵臣將沿途各族風(fēng)土人情、山川地理詳細地寫成報告呈送給他的國王。這便是在《馬可·波羅游記》之前最負盛名的旅華記錄——《魯布魯克東行紀》（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1253-55，Kessinger Publishing LLC，2007）。
 

 

　　魯布魯克

 

　　然而，盡管柏朗嘉賓、魯布魯克先后到達蒙古高原，但他們并沒有進入中國腹地，與“首位歐洲訪客”的頭銜失之交臂。

 

　　那大名鼎鼎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呢？他口述了那部在東西方都家喻戶曉的經(jīng)典《馬可·波羅游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在書中，他宣稱自己于元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抵達汗八里（Khanbaliq，即元大都，今北京），覲見過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他在中國生活了十七年，親眼目睹大都、揚州、蘇州和杭州等地的繁華與富饒。此書在歐洲一經(jīng)出版，激發(fā)了萬千歐洲人前來中國尋找黃金的熱潮，為迎接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進行了必要的輿論準備。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判斷馬可·波羅是第一個穿越絲路到達中國的歐洲人呢？答案仍舊是否定的。因為這位意大利旅行家究竟有沒有達到過中國，學(xué)界莫衷一是。早在同治九年（1870），亨利·裕爾曾為《馬可·波羅游記》撰寫過一篇導(dǎo)論。他在文章中指出：馬可·波羅關(guān)于中國的記述忽略了許多重要的事物與風(fēng)俗：對于“長城”“漢字”“茶葉”和“女子纏足”等風(fēng)物只字未提。這實在令人費解：就像一位造訪過北京的旅行者，在對別人談起自己的旅途時，從未提及故宮與天壇，是不是有點匪夷所思？在此后的一個世紀，關(guān)于馬可·波羅是否來華的爭論成為學(xué)界熱議的話題。1995年，曾執(zhí)掌大英圖書館中文部的史學(xué)家吳芳思（Frances Wood，1948- ）的專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Boulder, 1995）付梓。此書從《馬可·波羅游記》的版別、撰寫史料來源以及馬可·波羅家族的紛爭等幾個方面入手，詳細論證出馬可?波羅從未踏足中國，其足跡最遠止步于其家族設(shè)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商站而已。2011年，在馬可·波羅的故鄉(xiāng)意大利，專家們組成了一個“馬可·波羅專題小組”，經(jīng)他們證實：馬可·波羅并沒有親歷中國，僅僅是從一些游走于絲綢之路的商人口中了解到一些信息，敷衍成書。中國方面，盡管部分學(xué)者堅持馬可·波羅旅華確有其事，但始終無法找到強有力的直接證據(jù)。既然馬可·波羅聲稱自己曾任“揚州總管”長達三年之久，緣何我們迄今為止在蒙古文或漢文檔案、文獻中都無法查到任何直接記錄？時至今日，這樁歷史公案仍無定論。因此，盡管馬可·波羅的聲名在絲綢之路上如雷貫耳，我們?nèi)詿o法將首位來華的歐洲訪客之桂冠戴在他頭上。

 

　　絲綢之路上的首位歐洲訪客

 

　　既然柏朗嘉賓、魯布魯克和馬可?波羅都被排除在外，那么第一位通過絲綢之路到達中國的歐洲訪客便呼之欲出，他便是天主教方濟會傳教士——若望·孟特戈維諾。孟特戈維諾和柏朗嘉賓、馬可·波羅一樣都是意大利人，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1292）委派前往東方傳教。其主要目的是覲見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和名義上從屬于元帝國的伊爾汗國君主阿魯渾汗（Arghun，1258-1291），面呈教皇的書信。接受命令后，年近五旬的孟特戈維諾開始準備，與之同行的還有另一名多明我會傳教士尼古拉（Nichola da Pistoia）和熟悉東方地理的商人彼特羅（Pietro de Lucalongo）。一行三人于1291年啟程東來，先經(jīng)陸路到達了伊爾汗國首府桃里寺（Tauris，今伊朗大不里士），面見了阿魯渾汗并遞呈教皇信函。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目標后，孟特戈維諾等人轉(zhuǎn)乘海船，由波斯灣經(jīng)水路抵達印度半島的馬巴爾（Ma?bar），準備經(jīng)此地前往中國。
 

 

　　孟特戈維諾

 

　　恰在此時，孟特戈維諾的同伴尼古拉身染重病，突發(fā)的狀況讓他們不得不暫時滯留印度。尼古拉最終醫(yī)治無效，沒有到達中國，客死異鄉(xiāng)。孟特戈維諾安葬了教友，于1293年再次揚帆出海，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繼續(xù)向中國前進。一年之后，即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孟特戈維諾終于成功抵達大都，熱切期盼著面見忽必烈，以完成教皇的使命，告慰尼古拉的在天之靈。但他得到的消息卻是：忽必烈不可能接見他。因為就在他到達前的幾個月，這位一手建立元帝國的君主溘然長逝，廟號世祖。得知這一消息后，孟特戈維諾再次和元政府溝通，希望面見新君，表達教廷的友好。承繼大統(tǒng)之人是忽必烈之孫，已故明孝太子真金之子——博爾濟吉特·鐵穆耳（1265-1307），即元成宗。當這位君主得知孟特戈維諾經(jīng)由陸路轉(zhuǎn)海陸，無畏黃沙、不懼波濤，萬里東來，深深地被其精神與勇氣所打動，親自接見了他。孟特戈維諾遞交了教皇的親筆信函，并闡述教廷對皇帝的敬意，希望可以獲準在華傳教。元成宗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準許他留居大都，進行宗教活動，這也是朝廷第一次正式允許歐洲人在內(nèi)地傳教。

 

　　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孟特戈維諾在大都興建了兩座教堂，引導(dǎo)民眾皈依受洗。此外，他還學(xué)習(xí)蒙古語言、文字，和許多王爺、顯貴成為朋友。孟特戈維諾自1294年來華后，終身沒有離開這片土地，直至去世也沒有返回歐洲。為了襄助孟特戈維諾的傳教事業(yè)，教皇克萊蒙五世（Clement V，1264-1314）于1307年派遣了七位傳教士前來大都輔助他，其中安德拉斯（Andveas de Perusia）、熱拉爾多斯（Gerardus）和帕烈格里諾（Peregrinus）三人平安抵達。同時，教廷任命孟特戈維諾為汗八里大主教，行主教之職，負責拓展東方教務(wù)的使命。為了開拓信眾，孟特戈維諾派遣安德拉斯三人前往沿海各地傳教布道，尤其是當時的商業(yè)中心揚州、剌桐（Zaiton，今泉州）、廣州等地，一座座教堂和修道院拔地而起。

 

　　傳教之馀，無論是留居大都的孟特戈維諾，還是身處東南沿海的其他方濟會修士，都保持著與歐洲的書信往來。這些信札或篇幅更長的文字記載，類似于一篇篇在華生活紀實，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寶貴史料。這一習(xí)慣，為此后歷代傳教士所承襲：從孟特戈維諾到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再到清初的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皆如此。傳教士信函所涉及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包括寄給教廷的述職報告、致同事的信函，以及寫給親人的家書，不一而足。當年孟特戈維諾、熱拉爾多斯以及安德拉斯等人寄往歐洲的各類信函，均被視為珍貴文獻收入盧克·沃丁（Luke Wadding，1588-1657）編訂的《方濟會編年史》（Annales Minorum）第六卷，作為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1945年，在安德拉斯曾經(jīng)傳播福音的泉州市，人們意外地在古城墻的斷壁殘垣中發(fā)現(xiàn)了他的墓碑。此碑碑額雕刻有緞帶輕揚的飛天，其形象應(yīng)該是取材于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梁槽間的二十四尊飛天樂伎。居中的飛天扶持著一個 “圣物”，其上刻有蓮花，花瓣之上豎有十字架。碑面刻有九行拉丁文，透過漫漶、疏泐的字跡，依稀可以辨認出大致內(nèi)容：此地埋葬著安德拉斯?德?佩魯斯亞，剌桐主教……方濟會傳教士……。按碑文所載，其魂歸天國之時當在元至順三年（1332）。安德拉斯墓碑的出土為13世紀孟特戈維諾等人來華傳教的史事提供了珍貴的考古實證。

 

　　褪去千年以來絲綢之路上的滾滾煙塵，通過參考國內(nèi)典籍與國外文獻，將傳世材料與考古發(fā)現(xiàn)相印證，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條清晰的中西交通脈絡(luò)：無論是兩漢時期不絕如縷的“大秦使團”，或是唐代頻繁使華的“拂菻使臣”，亦或是13世紀以柏朗嘉賓、魯布魯克為代表的傳教士和馬可?波羅等旅行家，都不能稱之為首位通過絲路到達中國的來訪者。第一位穿越絲綢之路來華的歐洲訪客是方濟會傳教士若望·孟特戈維諾。而在孟特戈維諾身后，鄂多立克、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和利瑪竇紛至沓來，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